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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东北易帜”也可以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和阴谋伎俩。在日本的应对中，既有军部的武力威胁论，也有内阁的强硬外交论。既有公开的压服“劝告”，也有暗中的挑拨离间、“亲善论道”。可谓软硬兼施，手段何其多也。
在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推行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和霸道主义。在他们眼里，弱小和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只有服从于他们的意志，而绝不允许其独立、统一、平等。东北易帜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以史为鉴，在今天人们企盼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明确“落后就要挨打”是处理国际关系的硬道理。只有自立自强才能不被人欺侮。
第二节石 原 构 想——日本法西斯称霸世界的构想
皇姑屯事件后，河本大作眼见阴谋失败，但贼心不死，又重整旗鼓，把称为日本陆军“鬼才”的石原莞尔调进关东军做他的助手，开始制订新的侵略东北的阴谋计划。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这个阴谋当时除少数法西斯分子之外无人知晓。后来1942年河本在与伪建国大学教授森克己的谈话中略有表白。但世人真正了解“满洲事变”的阴谋还是在战后。我们认为，从皇姑屯事件到“九·一八”事变，是军部法西斯发动侵略的继续和发展。
一所谓“石原构想”
石原莞尔，1889年1月18日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岗市一个旧藩士家庭。其父石原启介曾任警察署长，对石原莞尔从小就进行“武士道”教育，对于培养石原莞尔的性格有着重要作用。1902年石原13岁时，进入陆军仙台地方幼年学校，1905年转入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7年又升入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第21期）。在此期间，石原莞尔全面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他特别重视战史、政治、哲学方面的学习。他还目睹了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的情况，这使他开阔了眼界，开始注意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形势的变化。这些都为后来“石原构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15年石原莞尔进入日本军人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第30期）学习，于1918年毕业。此后开始信仰佛教，1919年加入田中智学主持的佛教团体国柱会，成为日莲宗的信徒。1920年4月，他被派遣到中国汉口，在华中派遣队司令部任职。在这里与板垣征四郎相遇，两人“情投意合，肝胆相照”〔日〕《人物昭和史》（3），筑摩书房；1928，第52页。；为后来相互勾结，共同策划“九·一八”事变奠定了基础。1921年7月，调任陆军大学教官。1922～1925年被派往德国留学，深入欧洲“战争现场”进行考察，对欧洲战史和军事理论进行了研究。回国后继续担任陆大教官。1928年10月，即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四个月，根据河本大作的推荐，调任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
石原莞尔比起其他日本法西斯军人，在军事理论和战略预见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前已提及他在早年对军事理论和战史的研究较为重视。他在陆大期间对日俄战争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日本取得胜利，“仅仅是建立在侥幸之上”。当时日本所实行的战略，完全是照搬“以武力迅速使敌人屈服的德意对法作战”的模式，“如果俄国再稍加坚持抵抗的话，日本很难取胜”。《石原莞尔全集》第一卷，第15～17页。在这里他对日本以往所奉行的战略提出了疑问。后来他在汉口时，对战争又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将战争分为决战性和持久性两种形态”的想法。
石原莞尔军事理论水平的提高是在留学德国期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新式武器被使用于战场，促使战略战术产生了新的变化，战争形式以及军事科学出现了飞跃发展。石原莞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德国。他不仅详细考察了现代战争的实况，而且对军事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最大收获是，接触到了德国军事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汉斯的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的军事理论，并依此对从古代到现代的军事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使他以前对战争的认识和军事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石原莞尔回国后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所谓“石原构想”。
“石原构想”的初步形成，主要体现在1927年他在陆大所写的《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和到关东军后于1929年发表的《战争史大观》两篇文章中。见《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74～86页。在这两篇文章中，石原阐述了他的荒谬的军事理论。认为：“战争的进化与人类一般文化的发展，其步调是一致的。即研究一般文化的进步，可以推断战争发展的状态；同时，了解战争进行的大趋势，可为判断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获得有力的证据”。“战争破坏文明，但同时又是产生新文明之母”。可见，他是把战争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他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挥其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时至今日，这两大文明已形成隔太平洋而相互对峙的局面”。这两大文明各有一个中心。西洋文明的中心过去是英国，而现在“正由欧洲向美国转移，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由伦敦转向美国的同时，各种西洋文明正以全速开始向美国集中”。东洋文明的中心在哪里？石原没有明确回答，只是说日本“正在努力集以自己为中心综合全世界文化的日本文化之大成”，而且“日本国体综合世界所有文明，并给予他们所憧憬的绝对和平，乃我大日本的天业”。这很明显是说日本应该成为东洋文明的中心。他接着断言：东西两大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发生这样的战争的时机有三个条件：“1、日本完全处于东洋文明的中心地位；2、美国完全处于西洋文明的中心地位；3、飞机能不着陆环球一周。”当这三个条件成熟时，“以日美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战争”即将爆发。石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各民族的最后决战，称为‘世界大战’是不妥当的”。这次以日美为中心的战争才是“真正世界大战，人类最后的大战争”也就是日莲（日本镰仓时代的僧人；佛教日莲宗的创始人）在《撰时钞》中所指出的，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即人类宗教信仰的统一，首先必将“于阎浮提（梵语，指人世间）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斗争”。通过这样的战争，东西文明才能得到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进入“黄金时代”。
所谓“石原构想”，简要地说就是日本要同美国通过世界大战，争夺统治世界的霸权，实现“神武大帝八一宇之皇谟”。而作为其第一步就是要首先占领满蒙；确立“以战养战”的基地；第二步征服中国，威压苏联，确立东洋盟主地位；第三步由东洋文明的代表日本与西洋文明的代表美国进行总决战，取得世界霸主地位。可见，石原构想与《田中奏折》一脉相承，因此得到了关东军和军部中央的赞同，成为军部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主导思想，石原构想是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宗教思想的大杂烩参见张劲松《石原莞尔军事思想初探》，《军事历史》1994年第3期。；是军部法西斯侵略理论的突出代表。
二“石原构想”的落实
石原莞尔为实现其“构想”，他刚一到任就同河本大作共同拟定了《攻取奉天城计划》，提交关东军幕僚讨论。这个计划有三个方案。①在奉天集中兵力；②不可能时，在浑河以北地区集中兵力；③不得已时，在浑河以南地区集中兵力。经幕僚会议讨论，决定采用第一方案，即“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在奉天集中兵力，攻取奉天城”。岛田俊彦：《关东军》第81页。“万一发生事端时”，将“闪电般地消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 《太平洋战争ヘの道》第363页。后来“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沈阳城；其实它的计划在三年前就已经制定了。
1929年4月，当河本调离关东军时，他同石原商量，把板垣征四郎调来关东军接替他。板垣征四郎，1885年生于日本岩手县。少年就读于陆军幼年学校，1904年10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随即参加日俄战争。1913年入陆军大学（第28期），毕业后长期从事侵华活动，是军部中“中国通”之一。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