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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爆发，日俄乘中国政局混乱之机，于1912年3月加入四国银行团，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银行团染指其“满蒙”特殊利益。美国见日俄加入银行团，认为银行团已失去意义，遂于1913年3月退出银行团。银行团已经名存实亡。而后实力雄厚的列强便纷纷自由地进入中国。这对竞争力较弱的日本是一个打击。
在此期间，日本和英国从各自利益出发，签订了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该条约限制不适用于对付美国。这对日本来说，受到很大掣肘。于是，日本加紧了与俄国的勾结，于1912年7月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进一步瓜分了在中国内蒙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俄进一步勾结，于1916年7月签订了第三次《协定》和第四次《密约》。这次改订进一步强化了两国军事同盟的性质，并将整个中国划定为其势力范围。其“锋芒不仅指向中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向英国”。《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7页。
总之，日俄战争后，由于英法的重点在欧洲，在远东以支持日俄来确保其既得利益。日俄为确保其在远东的“双霸”地位，勾结更为密切。美国则企图在远东插进一只脚；但结果在日俄的对抗下未能如愿。特别是日本的态度十分强硬，与美国的扩张计划日益冲突，日美争霸渐次成为远东国际关系的中心。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日本侵略扩张的加剧
如果说日俄战争前日本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英美的支持来充当“远东宪兵”的话，那么日俄战争后日本已经成为远东霸主之一。其侵略扩张也随之疯狂起来。
一吞并朝鲜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立即强迫韩国签订了带有军事占领性质的《日韩议定书》（朝鲜于1897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8月又签订了第一次《日韩协约》，把持了韩国的内政、外交。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决心把朝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为取得西方列强特别是影响力较大的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和谅解，日本于1905年7月与美国签订了《桂·塔夫脱密约》（备忘录），以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权，换取美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统治权；8月与英国签订了第二次日英同盟，日本以担负协助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义务，取得了英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权益。之后，日本便加快了吞并朝鲜的步伐。
1905年11月，日本以武力威逼朝鲜签订了第二次《日韩协约》（亦称“乙巳保护条约”）；规定日本在朝鲜设立“统监”，掌管朝鲜的外交事务。但实际上，日本按照统监府官制已经把朝鲜的全部内政、外交都置于了日本的军事力量的威压之下。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229页。1907年7月，日本借“海牙事件”（朝鲜派使赴海牙，谋求万国政府和平会议干涉日本压迫朝鲜），迫使朝鲜国王让位，强迫朝鲜签订了第三次《日韩协约》（“丁未七约”），规定统监拥有“指导”内政的权力，朝鲜的法令、国策的制定，以及高级官吏的任免，都必须得到统监的同意。此后日本不断增加驻朝军队，解散了朝鲜军队，疯狂镇压朝鲜人民的反抗。1909年7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吞并朝鲜，指使朝鲜卖国贼上书要求“日韩合并”。1910年8月，在日军的警戒下，迫使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的国名被日本废除，称之为朝鲜，设置朝鲜总督府，实行赤裸裸的殖民统治。在政治上，总督直属于天皇，统帅驻朝日军，掌管朝鲜的立法、行政、司法大权，实行残酷的军事警察统治。在经济上，颁布“公司令”，压制朝鲜民族工商业；强制推行“土地调查”，掠夺土地，压迫朝鲜农民；设立东洋拓殖会社和朝鲜银行等，垄断了朝鲜的经济命脉；修建铁路，使之成为榨取朝鲜人民血汗和侵略中国的大动脉。总之，日本吞并朝鲜，“第一把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第二向朝鲜输出资本攫取殖民地利润；第三独占朝鲜为本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原料资源、粮食供给地和商品的销售市场”。井上清：《日本近代史》上，第284页。
二日本的“满洲经营”政策与“三头政治”的确立
日俄战争后日本推行大陆政策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方式，一个是采取何种经营方式。
对于第一个问题，包含两种压力，一个是中国人民的反抗，一个是美英等列强的态度。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在南满迟迟不肯撤兵，并于1905年10月设立关东总督府，实行军事管制。对此，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甚至公认的亲日派袁世凯等人也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一再催促日本撤兵。同时日本利用军事管制，为日本商人大开方便之门，而对英美商人严加限制，也引起了英美的不满。从1906年2月开始，英美接连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履行保证“门户开放”的诺言。对于来自两方面的压力，日本必须做出抉择。或者甘冒与中国及英美激烈对抗，继续实行军事管制；或者撤回军队，解除军政统治，利用新近取得的条约徐图扩大在东北的利益。如何抉择？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基本有两种意见。以军部为首的强硬派，认为所谓“满洲利益”是军队打出来的，绝不能拱手让出；而以外务省为主流的协调派，认为以目前日本的实力，难与英美相抗衡，如果强硬实行军政统治，恐怕会引起第二次干涉还辽事件，反而对日本不利。
于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在东北巩固和扩大其侵略利益，就成了继日俄和约和中日条约签订后的最重要的问题。为此，1906年2月，日本政界首脑及元老在大矶召开了“七巨头”会议。接着，4月首相西园寺秘密率团赴东北巡视日本占领区实况，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举行了会谈，企图消除中国对日本的不满。在此基础上，1906年5月22日，由初任韩国统监的伊藤博文出面召集军政首脑及元老重臣，召开了“满洲问题协商会议”，这是日本关于处理中国东北问题的一次最高级决策会议。会上，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协调派分析了日本面临的形势，认为如果继续蛮干下去，则不仅中国终将反对日本，而且面对俄国复仇的战争压力，得到英美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日本在“满洲”立足未稳，采取强硬态度绝非良策。而以儿玉源太郎为首的强硬派，显然不甘心放弃把“满洲作为日本的属地”的主张，但面对目前的局势及伊藤等人的反对，不得不同意对占领地的统治现状进行调整。会议决定：①从除旅大租借地以外的东北地区撤兵，撤销设在各地的军管机构，将主权交还中国；②将现时的关东总督改为关东都督，统管旅大租借地实行民政统治；③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从俄国接收的南满铁路及其一切附属权益。
关于第二个问题，经营方式，1906年初西园寺内阁上台伊始，便把“满洲经营政策”列为议事日程，成立了以儿玉源太郎为委员长由政府各部门委员组成的“满洲经营委员会”。其任务就是研究侵略中国东北的任务，审议和起草所谓“经营满洲”，特别是利用铁路的计划和方案。在这个委员会中，儿玉首先将他委托后藤新平起草的题为《满洲经营策梗概》的方案提交出来。后藤时任日本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颇受儿玉的赏识。早在日俄谈判期间，儿玉就让后藤来东北一次，专门就未来满洲经营问题进行考察，“梗概”就是这次考察的结果。其核心内容是，模仿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南满设立殖民统治机关，即在掌管租借地的总督府之外，另设一个由政府直辖的表面上经营铁道，暗地里实行多种设施的公司。也就是，一是铁路官办，二是以铁路为核心多种经营。这个方案是典型的“官营方案”。
对于后藤的方案，外务省和大藏省的一些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根据有关条约，不能采取官营方式，而以私立公司担任为宜，提出了所谓的“民营方案”。在外务省制定的《满洲铁道纪要》中，主张成立一个民间股份公司（株式会社），政府将获得的铁路及其他特权所附带的利益财产折价入股，在股东形式上，名义上作为日中（清政府）两国的共同事业。这个方案虽然以民营案为基础，但吸收了官营案中的以铁路为核心多种经营的方针，为日本在东北殖民侵略机构的设立奠定了基调。
根据“满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