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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或农妇（实际上，一般都是整个家庭在参与，因为种植稻谷是整个家庭的事务）将根据不同的品种选择特定的种床来培植稻种。经过几个星期的培植之后，稻种将被转移到田地里，每垄地间隔6英寸，然后辛苦的劳作就此拉开序幕。
手工除草的工作必须一直持续，不能停下来，因为一旦养料被其他的植物吸收了，种子就会因缺少养料而死掉。有些时候有些稻穗还需要用竹刷梳理，以便驱赶害虫。除此之外，农民们还需要不断检测稻田的水位是否合适，以确保夏季里的水温不会太高。当稻田成熟的时候，农民们经常找亲戚朋友来帮忙收割，同时进行第二次播种，为此可以在冬天来临之前得到一年中的第二次收成。
在中国的南方，人们的早餐通常都以稀粥为主，白米粥配上莴苣、小咸鱼和笋丝。午餐就是喝过多的粥而已。晚饭则是米饭加菜。大米通常都拿到市场上去卖，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在当地，大米是衡量财富和地位的一种标准，它揭示了人们每天的工作程度。“民以食为天，”一位研究中国传统的南方乡镇生活的人类学家孔卡洛·桑托斯（Goncalo Santos）说道，“没有粮食，你就无法存活，如果你想在中国的南方取得某种社会地位，你就必须拥有很多粮食，粮食使社会运转。”
2。
看看下面的数字：4、8、5、3、9、7、6，将它们大声读出来，然后背过脸去，用20秒来仔细回忆，然后再按正确的顺序大声读出来。
如果英语是你的母语，那么复述正确的机率将是50％。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么正确率几乎可以达到10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类存储数字的记忆循环（memory loop）是2秒钟，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记住我们在2秒钟内所说的话或所读到的内容。当中国人在读“4、8、5、3、9、7、6”这一串数字时，每次刚好都是2秒钟。与英语不同，汉语中7个数字的发音只需要2秒钟的时间。
这个例子选自斯塔尼斯拉斯·德阿纳（Stanislas Dehaene）的《数感》（The Number Sense）一书，在书中，德阿纳解释道：
中国的数字非常简易。大多数数字的发音只有四分之一秒（举个例子来说，“4”的读音是“si”，而“7”的读音是“qi”），他们相当于英语中的“four”和“seven”，seven听起来似乎还要长，这些数字的发音需要三分之一秒。英语和汉语语言长度上的差异，造成了英语和汉语在记忆上的时间差距。语言被区分成很多种，如威尔士语、阿拉伯语、汉语、英语和希伯来语。讲话者的记忆能力通常同他输出数字时所需时间长短有因果关联。在这个领域里，最佳记忆力的奖项要颁发给讲粤语的中国人。语言上的优势使得香港人获得了超群的记忆能力，他们甚至可以用1秒钟记住10个数字。
这也同样表明，在数字符号体系方面，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在英语中，我们把“14、16、17、18、19”称做“fourteen、sixteen、seventeen、eighteen、nineteen”，因此，大家会认为我们会把“11、12、13、15”说成“oneteen、twoteen、threeteen、fiveteen”，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命名，而是采用不同的数字符号，我们把“11、12、13、15”分别称为“eleven、twelve、thirteen、fifteen”。同样，我们把“40”和“60”称为“forty”和“sixty”，他们听上去与跟他们相关的数字（“4”和“6”）很像。我们把“50”和“30”还有“20”称为“fifty”、“thirty”还有“twenty”，这听起来很像“5”（“five”）、“3”（“three”）和“10”（“ten”），但情况却并非如此。对于两位数，比如“20”以上的数字，我们将十位数放在个位数之前，如“21、22”（“twenty…one、twenty…two”）对于10以上的数字，我们采取相反的数字输出方式，个位数在前，而十位数在后，如“14”、“17”和“18”（“fourteen”、“seventeen”、“eighteen”）。不同于中国、日本和韩国具有逻辑顺序的数字符号体系，英语的数字体系没有规律可言。如“11”就是“11”，“12”就是“12”，“24”就是“24”，并且以此类推。
这种数字长短上的差异使得亚洲孩子学习数字的速度要明显快于美国孩子。4岁的中国孩子平均可以数到40，而同龄的美国孩子则只能数到15，大多数的美国孩子即使到了5岁也不能数到50。换句话说，在许多基础数学技能方面，5岁的美国孩子已经落后于同龄的亚洲孩子一年。
亚洲孩子凭借其数字体系所具有的规律性，可以很轻松地进行一些基础运算。如加法。如果要求一个讲英语的7岁孩子心算37加上22等于多少，她就必须先把单词转换成数字（37＋22）。只有这样她才可以做出这道数学题：2＋7＝9，30＋20＝50，再相加等于59。同样，要求一名亚洲孩子计算37加上22等于多少，那么等式就在眼前，数字组合在一起就是答案。不需要再将单词转换成数字：答案就是59。
“亚洲人的计算方法非常直观，”一名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卡恩·弗森（Karen Fuson）说道，对于中西方的差异，弗森曾经做过许多相关的研究，“我认为这使得人们在学习数学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如果不需要死记硬背，数学本身就有规律可循。这样，做题的人就会认为自己可以完成题目，认为答案是可知的。以分数为例，我们说五分之三，就是‘three…fifths’，但是，中国数字的字面意思就是从五份中拿出三份，这既能从概念上引导你知道什么是分数，也能引导你区分分母和分子。”
西方的孩子在三、四年级开始，就会表示出对数学毫无兴趣。弗森认为，或许是因为数学看起来没有逻辑，因此他们对数学无法产生兴趣。不仅西方的语言结构不够直观，而且基础公式既教条又复杂。
相反，亚洲的孩子对数学不会产生困惑的感觉。他们可以在头脑里记住更多的数字并快速计算，分数直观的输出方式使他们很容易了解分数的原理——或许这会使他们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或许正因为他们对数学更感兴趣，因此在学习的时候会更加努力，并且学习更多的数学课程，愿意做更多的家庭作业，长此以往，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换句话说，亚洲人建立了一种内在的优势。但这优势与其它优势不同。许多年以来，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学生以及近期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亚裔子女们，在数学方面的能力已显而易见地高出许多同龄的西方孩子。由此，最常见的假设就是，亚洲人的内在数学倾向一定有其特定的原因。①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曾提出一种进化理论，他指出，喜马拉雅山脉的寒冷气候、原始社会的打猎生涯、大脑的尺寸和某种独特的元音导致了亚洲人拥有更高的智商。②这也揭示了我们对数学的看法。我们假设，依据微积分和代数成绩就可以辨别一个人是否足够聪明。但中西方在数学体系上的不同也揭示了其他方面的不同，或许在数学上的卓越能力是源于其所处群体的文化。
①有很多种途径可以证实这种优势，教育学家俄林·波（Erling Boe）的描述最为简单易懂，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学生的数学成绩几乎大体相同，如果以百分制来计算，那么大多都在98分左右，但是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还有一些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学生的分数都几乎在28分到38分之间。差别十分鲜明。
②但许多专家用充分的论据驳斥了林恩发表的“亚洲人拥有较高智商”的理论，他们表明，林恩的结论是基于他所抽取的样本，但样本大部分都来自城市中的上层社会，因此不具有代表性。作为一名全球智商研究领域里数一数二的专家，詹姆斯·费林（James Flynn）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他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亚洲人的智商要低于白种人的智商。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数学方面的领先地位并不是由于智商高，而与智商无关。费林的相关论点都记录在在他的《美籍亚洲人：与智商无关的成就》（Asian Americans： Achievement Beyond IQ，1991）一书中。
历史沿袭下来的文化礼节是造成韩国飞机失事的重要因素，当然，也有一些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为实现21世纪的社会大业推波助澜。正如我们在以上事例中看到的那样，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体现为权力距离指数上的重要差别，这种差别不仅是三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