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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二十三条》前后（2）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我一听，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年近70的高龄老人，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小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我连忙收拾东西，交待工作。这里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李太和同
志说派车来接我，我就焦急地等待着。可一直到傍晚，还不见车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正好附近有一个空军机场，我也顾不得许多了，跑到那个机场，向他们说明情况，请求帮助。机场负责同志一听，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把我送回了北京。回到家里一看，果然少奇同志病情比较严重，躺在床上，烧还没有退。我一问，原来事情是这样的：11月17、18日，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等几个同志的工作汇报，讨论并审批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18日夜里散会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受了凉，回到家里便发高烧，打针吃药也不退。开始少奇要求大家保密，只让保健医生治。他交待身边工作人员：“任何人不能对外说我病了。”可是有一天，周总理批来一个文件，安排少奇同志接见外宾。这下子瞒不住了，秘书只好将少奇同志生病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知道后，马上来到我们家。他进屋一看，见少奇同志躺在地铺上，惊讶地问卫士：“这是怎么回事？”还问为什么不叫光美回来。卫士们把情况说了。总理忙上前问候少奇同志。总理见少奇还没有退烧，身体十分虚弱，出来交待卫士们说：“请光美回来一趟，就说是我说的。”这样，李太和同志给我打了电话。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先问刘秘书：“光美回来没有？少奇同志退烧没有？”当得知我已经回来，接着就和我通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待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我回家后，立即和医生护士联系，配合他们为少奇同志治疗，同时加强护理。少奇实际上是受凉后得了重感冒，由于他年高体弱，所以身体反应大，症状严重。经过医治，少奇终于退烧了，病情有所好转。为使他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在玉泉山休息没有几天，毛主席通知让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黄峥：从时间上推算，这时在上海召开的应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不是就是1965年12月处理罗瑞卿同志的那次会议？王光美：是的。少奇抱病去了。由于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外出一劳累，就又犯了。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1965年7月，刘少奇、王光美等会见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前排左起：邓小平、董必武、李宗仁、刘少奇、郭德洁、王光美、程思远。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上下着雪，少奇要我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平时因为工作忙，少奇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更不用说聚会、谈心。这天一说，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聚在父亲跟前。一些能来的身边工作人员也来了。像赵淑君阿姨，她1958年就到我们家，为我们照顾孩子，平时她连见少奇的机会都很少。这天她也来了，头一回那么长时间地听少奇谈话。可事后她告诉我，由于少奇的湖南口音，她当时压根儿就没听懂。这天，少奇同志显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他有点动情地讲了他关心、思考的一些想法。他讲到：如何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改革教育制度，实行全日制教育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如何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如何缩小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等等。他举例说：我们在山东、河北一带发现了大油田，在那里建立工业基地，可以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为新型的工业城市；要使那些地方有电、有油、有铁路和公路网，就可以同时带动附近农村现代化；我们在招工时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农田中只剩下女社员干活。他一口气讲了很多，最后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刘源：记得那天父亲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