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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开始了
黄峥:从1963年开始,我国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这场运动,人们看法不一,里面有许多问题还不大清楚。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点有关的事情?王光美:自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以后,首先在干部中间越来越多地议论这个问题。1963年2月,在北京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推荐湖南、河北等地抓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当时说的“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
、清理工分,是河北保定地区的做法。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四清”的内容演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五反”就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这次会议少奇同志出席了。他赞成毛主席的意见,同意开展这两个运动。但这次会上还只是决定要开展“四清”、“五反”运动,来不及准备政策性文件,因此对运动没有具体部署。为了指导农村“四清”运动,1963年5月,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制订《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中提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9月,党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个文件都有10个条文,所以习惯称为《前十条》、《后十条》,是指导“四清”运动最早的、基本的文件。在中央制定这两个文件期间,正好少奇同志连续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朝鲜和忙于处理几件国际事务,所以《前十条》、《后十条》的讨论他都没有参加。少奇同志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我跟他去了。从越南回来以后,可能因为劳累,少奇的肺病复发了。少奇对生死问题从来是很坦然的。这次,我感觉他有所考虑,工作更抢时间。
少奇要我下基层王光美: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一些地方试点。有一天,少奇对我说,他提议我下基层工作一段时间。他没有多说理由,我想是为了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同时我感觉他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多年来我一直跟着他,担任他的政治秘书,没有独当一面工作过,将来他不在了怎么办?所以让我下去,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其实,我自己倒没有想这么多,我是全心全意、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助手。看到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觉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从心里感到高兴、自豪。而且,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多年来他的生活起居一直是我照顾,离开他,我实在不放心,也不忍心。再加上,我们的孩子都还小,平平、源源、婷婷才10来岁,小女儿小小只有三四岁,正是需要管教的年龄,我走了怎么办?所以,在开始一段时间,我对下基层这件事心里非常矛盾。少奇同志正式提出要我下基层,我当然要尊重他的决定。再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作为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同时也可以补上基层锻炼这一课。于是,我把这一安排向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干部们作了转达,以便大家有所准备。但这事遭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人员的一致反对。他们举出种种理由,认为我不该下去。不知是谁,把这件事捅给了周恩来同志。周总理也不赞成我下去。他已经知道少奇同志肺病复发,便催我们赶紧安排少奇同志到北戴河休养。这样一来,我下基层的事只好暂时搁置。7月25日,我陪少奇到北戴河休养。一般每年夏天,中央同志都要到北戴河,或者开会,或者边工作边休息。但1963年夏天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同志都没去,我们在那里感到空荡荡的。少奇在那里就是休养、治疗,哪也没去,也没有见什么人。我记得那时萧劲光同志也在北戴河,就是他来看过少奇一次。那几年萧劲光同志喜欢收集古画,可能买了不少,在干部中有些反映。他来找少奇同志,对这事做了些解释。萧劲光同志和少奇同志很早就认识,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俩就一起,比较熟。经过治疗和休息,少奇的身体好些了。从北戴河回来,按原定计划,少奇同志准备出访朝鲜。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夫人可以不去,秘书中就派了刘振德同志跟去。少奇临走前,再次提出要我下基层。他听说身边工作人员都反对我下去,特意说,不要顾虑他的身体,他自己会注意,保证一定和工作人员配合好,教育孩子的事也由他来管,家务事有问题可以让工作人员随时问他。他要我把他的这些意见转告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见少奇下这么大的决心,我很感动,也暗暗下决心,坚决照他的话去做。但当时面临一个怎么下的问题:下到哪里?下去干什么?向谁申请?具体关系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少奇同志出访朝鲜后,我在家一面安排搬家,从西楼甲楼搬往福禄居,一面关心留意下去的途径、方式。国庆节前夕,少奇同志从朝鲜回来了。他见我还没有下去,就催促说:“如果不能一下子到基层,哪怕先下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