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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机会，以及投票权和参与挑选立法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权利。”同时，他又指出：“政治自由和自由权只具有可允性（permissive）的优越性，其实效性取决于政治自由和自由权是如何行使的。”因此，尽管民主无可争议地被看作是社会机会的一个主要来源，却仍然需要具备使之良好运作的方式和手段。其中，他特别强调广泛的参与，此外，还提及反对派的重要作用。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贯重视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独立运作，对此，森提醒说：“市场的整体成就深深地依赖于政治和社会安排。”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常常致使人们反对和否定市场机制，事实上，这些问题并非由市场本身而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森指出，这些问题包括：对运用市场交易准备不足，毫无约束的信息藏匿和缺乏法规管理，使强势者能够利用非对称的优势牟利。因此，他多次论及公共政策和公共行动的重要性，说：“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市场机制的深远力量必须通过创造基本的社会机会来补充。”他提出，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警惕“既得利益小集团”的高调宣传，蕴含在排除竞争的努力中进行的“寻租活动”。至于如何解决这类问题，他认为别无选择，只能借助公共讨论和参与式政治决策的自由来解决，即通过民主政制来解决。民主与自由，森是通过“能力”的获取，即将机会向弱势者倾斜的思维途径达致的，这样，平等已然植入自由之中。在涉及社会机会问题时，他有一个意见，就是：应当把人类发展的资金用于对提高生活质量更起作用的领域，而不应把公共资源用于其他社会利益远不清楚的目标上。他举例说：“现在一个又一个穷国用于军费上的大量支出常常比基本教育或医疗保健费高出几倍。财政保守主义是军备扩散主义的噩梦，而不是学校教师或医院护士的噩梦。学校教师或医院护士比军队的将军更感到财政保守主义的威胁，表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总是是非颠倒。”森总是不忘把自由同每一个人的有价值的生活联系起来。
在书中，五种不同形式的自由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结合以扩展一般性人类自由的。森认为，惟有凭借自由这个综合视角，才能合理地评估各种制度、机构，以及有关发展的状况。
关于饥荒
在俄罗斯文化史上，曾经有过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划分，这在当时颇有点惟“出身论”的味道。其实，在现时代也不妨沿用这个说法，结合社会地位和思想倾向，知识分子可分为贵族化和平民化两类。倘如此，森明显地是属于平民化知识分子的。仅是论贫困和饥荒的专著他就有四种。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除不少篇幅论及穷人和妇女外，还有专章特别讨论到饥荒。
关于饥荒，森给出两种观点：其一是简单地归于食物供给不足；另一种观点则深入研究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重视的是粮食供给之外的因素。早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森已经指出，以粮食为中心的观点很少能够解释饥饿，它既不能告诉我们在粮食供给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饥荒何以会发生；它也不能告诉我们，在饥饿伴随着粮食减少的情况下，为何一些人啼饥号寒，而另一些人却脑满肠肥。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问题。森认为，在一个社会所有获取和控制食物的合法手段中，权利是最重要的。饥荒的发生，实际上往往是饥民获取食物权利的失效。一个人支配粮食，或其他一种他希望获得和拥有的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是为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特性所决定的。于是，权利作为分析粮食问题的一种方法，便带上了一般性。森揭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世界性现象，就是饥荒从来未曾发生在具有民主制政府和自由传媒的任何独立国家，而通常发生在权威主义社会、殖民地、一党制国家，或军事独裁国家。他指出，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他描述说：“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国家中，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却不曾杀死统治者。国王和总统、官僚和各级主管、军方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他认为，防止饥荒的第一个要素是信息，再就是政治的激励因素。此外，他还强调说：“出版自由和活跃的政治反对派是受饥荒威胁的国家所能拥有的最好的早期报警系统。”
为了阐释他的粮食权利观念，森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列举了多个国家地区的饥荒情况，其中也提到了印度和中国。新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第二章对两国就发展的目标和手段进行了比较。森认为，从改革——走向更开放的、参与国际的、市场导向的经济——的社会准备方面，中国比印度更充分一些，但又认为印度公民享受的民主自由更充分一些；而作为“缺少民主所造成的损害”的案例，森说的便是：“中国曾经有过‘大跃进’失败后的严重饥荒，而印度在1947年独立以后从未有过一次饥荒。”第七章在考察政治权利和经济需要之间的关系就防止饥荒这一特定问题时，他仍以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为例，说明民主机制的重要性。
所谓“亚洲价值观”
所谓民主自由妨碍经济发展的论调——书中称为“亚洲价值观”，或称“李光耀命题”——当然要遭到森的驳斥。他对1993年春天维也纳人权会议作了回顾。会上，若干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反对大会在全球范围内一般赞同基本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反对把它们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其理由是，重点必须放在与重要物质需要相关的“经济权利”上。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官方倡导的一种确立已久的分析模式。在这里，森把问题化简为：“什么应该是第一位的？是消除贫困和痛苦，还是保障那些其实对穷人来说没有多少用处的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权利？”书中批判了那种不是把民主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而是结果的观点。对于所谓穷人一般不关心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命题，他反驳道：“政治和公民权利能够有力地唤起人们对普遍性需要的关注，并要求有恰当的公共行动。对于人们的深切痛苦，政府的反应通常取决于对政府的压力，这正是行使政治权利（投票、批评、抗议等等）可以造成重大区别的地方。这是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工具性’作用的组成部分。”他进一步指出，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本身具有直接的重要性，而这，无须通过在经济方面的作用而间接地得到证明。森强调说，这种对政治自由的剥夺是压迫性的，即使未曾导致其他有害影响，也应受到谴责。
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亚洲价值观”的存在？对此，森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没有像有些人所强调的那么严重，并指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亚洲传统中是否存在非自由的观点，而在于是否存在倾向自由的观点。”因此，有理由认为，所谓“亚洲价值观”就是，其中以秩序、纪律和“国家权利”为由，漠视自由权和其他自由的思想，以特殊性为由，排拒普适性的思想，就本质而言，只是为亚洲的一些权威主义政治安排提供正当性依据而已。他说；“李光耀命题的基础是特选的、有限的信息，其实，没有什么普遍性的证据表明权威主义政府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确实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相反，他确信来自不同文化国度的人们完全可能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赞同和信守对于自由的重要承诺。
对于大半生时光在西方度过的森来说，毕竟倾向于西方的价值观；他的关于自由和发展的观念，就建立在这上面。相对于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他把这些看作是现代的观念、过激的观念，并且毫不讳言自己是左倾的。当他怀着深沉的热爱和忧患关注他的祖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时，其批判是深刻的；至于如何在一片满布着穷人和文盲的土地上扩展自由和实现发展，他的设想未免显得过于乐观了一些。然而，无论如何，他的著作以自由的硬度突破发展的藩篱而集中了我们的理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