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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央帝国”心态使美国对中国，这个前中央帝国情有独钟。中国与美国有同样大的领土，中国有五倍于美国以上的人口，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正处于某种权力空洞的状态。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一直尝试在这块土地上有所作为，但迄今为止只在那里制造了混乱而不是秩序。二十世纪该美国出场了。“到1899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一大强国，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一个最大的工业国家，而且乐于仿照欧洲各国的方式在军事上运用其新生的实力，美国领导人欲与这些国家一比高低，它要在远近各地区占有殖民地，让太阳在东太平洋和在加勒比海一样，也照耀着在东亚招展的美国国旗。”〔18〕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新边疆，地球上一块最有吸引力也最有危险、因而最富挑战性的地方。
美国对中国的心态矛盾复杂，经常是爱恨交加，恩威并施。一方面是“黄祸”恐慌，使他们惧怕、仇视、打击中国；另一方面又是“恩抚主义”（Paternalism），使他们关心、爱护、援助中国，把中国看成一个不成熟、多少有些弱智低能、也多少有些善良人性的半文明或半野蛮国家。在中国身上，美国感到自己的责任，也从这种自以为是的责任中，感觉到自己的重要与尊严。杰斯普森（Christopher
Jespersen）在《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一书中曾详细分析过美国对中国的矛盾态度以及在这种态度中体现出的美国对自身中央帝国位置的认同过程。“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到1931年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主要建立在两种强有力但又相应矛盾的冲动上。第一种冲动集中在J。A。贺伯逊所说的上帝与玛门（指财神——引者注）或‘经济与宗教的合作’上……美国的中国观的第二种冲动与前一种对中国进行精神与经济拯救的诱惑完全相反，第二种冲动集中体现在恶毒的种族主义上，最终导致排华法案……美国的中国观从基督教恩抚主义到经济开发热情一直到种族主义偏见，融合了不同的态度、期待、希望，彼此之间甚至完全相反。”〔19〕排华法案与八国联军排除了黄祸恐慌，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一种在精神与经济上“拯救”中国的冲动占了上峰。尽管这种“拯救”的真实意义令人怀疑，就像孔华润指出的：“他们并不爱中国，而是珍惜中国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改造这个‘愚昧的’国家，完成基督教使命，或赚钱的机会。”〔20〕其实这也是所有西方势力试图拯救中国的共有逻辑。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在研究西方三个多世纪援助改造中国的活动时指出：“这些活动背后的内在动机隐曲复杂，他们的真实欲望不是帮助中国，而是帮助他们自己。”〔21〕
美国对中国的“恩抚主义”态度，是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度“中国热”与中国正面形象的文化心理的反映。这种文化心理的创造者或奠定者主要是美国传教士。义和团事件之后大批的美国传教士带着所谓的“天赋使命”进入中国，其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约三千名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中，一半以上都是美国人。这些传教士不仅向中国介绍基督教与民主政治，也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他们把中国描述成一个等待光明的黑暗大陆，把中国人描述成一群无知但善良的等待教化的新教徒。正是这些传教士在美国文化心理上奠定了中国形象，为他们的儿女（赛珍珠的父母均为在华传教士）的小说创造了畅销的条件。1931年《大地》出版，是继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又一次具有普遍影响力的“中国热”出现的标志，或者说，是一个起点。
《大地》创造了正面的中国形象，美国人在这个中国形象中看到了普遍人性，也看到他们自身的某种美国精神，甚至体会到“恩抚主义”带来的自我认同与自我满足。随后出现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进一步推动了所谓正面的中国形象的传播与深化。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侵华的战争。美国人发现真正的黄祸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中国变成了值得同情的受难者。恩抚主义心态使他们的同情迅速进展为友爱甚至敬慕。美国人开始想象无数个像王龙那样热爱土地的农民变成不屈的战士，用生命保卫祖先的土地。这种形象的创造，得力于另一位传教士儿女——亨利·卢斯（Henry
Lucy）。
亨利·卢斯生长在青岛，是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儿子，他所控制的美国三大杂志《时代》、《生活》、《财富》，几乎奇迹般地影响着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如果说赛珍珠塑造了一个质朴善良、乐观坚定、执着于土地、眷恋家庭的可爱可敬的中国农民形象，那么，亨利·卢斯控制的三大媒体，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抗日战争背景下，进一步将这些故土上耕耘的农民变成守卫故土、抵御外族入侵的不屈的战士，而且，他们拥有了自己出色的领袖，一个肩负着复兴中国大任的基督教国王——蒋介石。亨利·卢斯以传教士的信仰与热情指导他的媒体，要求他的杂志按照美国人希望如此的中国形象报道中国，而不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报道中国。他希望在这些报道中，美国公众认同一种价值，而不是认识一种事实。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这三大杂志坚持对中国进行正面报道，它们所塑造的那个抵御外侮、蒙受苦难的坚强不屈的中国形象，广泛地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同情与敬慕，从而将美国兴起的中国热推向高峰。
几千名传教士在中国介绍基督教与民主构成的西方的自由世界，结果是中国距离西方的基督教与民主越来越远〔22〕；他们的两位出色的儿女在西方介绍一个纯朴善良、坚毅勇敢的中国形象时，结果却是使西方与中国的距离戏剧性地拉近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是美国的中国形象最美好的时期。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逐渐统一中国，在中国有可能重建统一与秩序，这样既符合美国的在华贸易与传教的利益，又能让美国人体会到中国主权与和平的监护人的恩抚心态。日本入侵及其在华的一系列暴行，引起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普遍同情，中国政府有限的抵抗，又让美国人看到苦难中的希望。美国大众对中国的态度，正从冷漠到关注，从同情到敬慕转化。1938年美国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美国人第一关心的是俄亥俄州的洪水，其次就是日本侵华。如果说日本侵华在美国赢得的只是社会一般文化心理上对中国的关注与同情，那么，珍珠港事件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中国的关注与同情就更有政治军事意义了，中国突然成为美国的政治军事盟友，尽管像孔华润所说，只是一个“二流盟国”。
从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出版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种种历史条件迅速将中国在美国的美好形象推向高峰。如果说1931年代表中国形象的人物是一对中国农民夫妇——王龙与阿兰，1941年代表中国形象的则是一对领袖夫妇——蒋介石与宋美龄，他们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抗战期间，蒋宋夫妇成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代表。美国主要媒体塑造的蒋介石形象，恰好符合美国人对中国的各种期望。在政治上，蒋介石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民族的国家，他对美国是友好甚至仰慕的，不断请求援助以满足美国的“恩抚”心理，听从美国的政治军事建议，与美国和西方自由国家结成伟大同盟，抵抗法西斯暴徒，率领中国人民与日本入侵者进行殊死的战斗，在遥远的亚洲泥潭里牵制了大批的日本兵力，使日本不可能进一步入侵美国。在宗教文化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一些传教士的帮助下发动“新生活运动”，在美国人的眼里实际上就是开展一场体现着新教精神的基督教化运动。1936年西安事变，《时代》杂志的报道完全是一段感人的圣徒行迹：首先是抽大烟的邪恶之徒张学良与中国匪首杨虎城绑架了在中国创建民主与基督教的民族国家的领袖，其次是蒋在被囚禁的艰苦日子里，每日靠诵读《圣经》激励自己，他感觉自己就像耶稣在旷野中的那四十个日夜，将按照上帝的旨意领导中国人走出苦难。蒋介石成为1937年度《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时代》杂志许诺，如果蒋介石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入侵者，他将荣获“本世纪的亚洲男人”称号。蒋介石可敬，宋美龄既可敬又可爱。她是一个具有美国心灵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