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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塞林感到某种悲凉，他知道革命将无情地摧毁这样一个博大的文明。“中国曾经自由但将被奴役，人民的道德水准将要下降，暴徒将取代精英，除非中国比欧洲与美洲更幸运，能够在最后一刻逃避革命的危险。”他乘船沿长江经上海离开中国，望着长江两岸的万顷平畴，感叹“这才是真正的、永恒的中国”。他说：
自从我感悟出中国文明的精华，我便百分之二百地确信，中国文化的根命在于她的农耕。如果儒家学说不能表现这种质朴的自然状态的精神，它也不可能成为整个中国的基石。
尧舜时代即已耕种这片土地的家族，如今依旧守在故土上，种祖先的土地说祖先的语言，他们安土重迁。农民生耕作在这片土地上，死安息在这片土地下。犁耕过的田野是偌大中国的摇篮。中国没有世袭的贵族，偶尔有一两个农家子弟通过科举可能升到显赫高位，但大众依旧永远守在土地上。
我相信，任何人如果在中国农民中生活过一段时间，都会深爱他们甚至尊敬他们。在他们身上依旧保存着父系时代的美德……
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既是“感伤的旅行”，又是感悟的旅行。他的旅行日记，变成对一个即将消失在革命动荡中的古老深厚文明的祭奠。旅行结束之后凯塞林伯爵回到他爱沙尼亚的庄园，在宁静中思考，写作旅行日记，并一度试图去朝鲜半岛的一个寺庙里出家。旅行日记完成的时候，袁世凯称帝失败，军阀混战开始，凯塞林理想的那个和平、宁静的乡土帝国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此时欧洲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发生的俄国革命也没收了凯塞林的庄园，使他变成了流亡者。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不管如何变化，始终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去过中国的人，在旅行中只看到他想看到的、预知或预期中的中国，总是带着家乡的视野看待中国。没去过中国的人，在座椅上旅行，更可以无所顾忌地想象那个想象中的中国。凯塞林伯爵“看到”的那个乡土中国，正是西方现代文化理想中的那个乡土中国。它形成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即传教士最初勾划出那个广阔内陆的孔夫子哲学塑造的农业帝国的形象，哲学家又赋予其两种相反的意义，一种是伏尔泰与重农学派描述的孔教乌托邦，一种是黑格尔描述的死寂的单一性的空间帝国。如果进一步分析凯塞林旅行日记的中国部分，也可以看出凯塞林面对这个田畴与墓碑间的帝国的矛盾心态，正好表现出近代西方中国形象的两种典型态度。他一方面留恋那近似永恒的质朴自然的黄土文明，另一方面又对它的被动性与死寂感到厌恶。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凯塞林伯爵的旅行是双重的，外在的旅行发生在中国的山川城郭间，内在的旅行则在文化记忆中追索体认西方集体无意识中的中国形象。而且这种形象已经变成原型，决定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与想象。
二
凯塞林伯爵在中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来到中国，但他又与许多西方人一样，并不关注中国的革命，甚至还否定这场革命。正像科林斯所说，明朝的灭亡是中国历史的事，清朝灭亡则是世界历史的大事。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中国，始终是以进步文明为旗帜的，但当中国爆发一种基本上体现西方现代文明价值的革命时，西方文化却表现出令人费解的冷漠与怀疑。许多人在写中国的变革或革命，但没有一部这样的书像义和团故事或赛珍珠的《大地》那样热销。《大地》写到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但作家倾向的、读者关注的，恰好是那个“传统中国”，那个在黄土与墓碑间延伸的中国，一个表现西方文化心理中的中国形象的原型的那个中国。《大地》描写了一个“诗意的”中国，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人想象中诗意中国的土地以及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质朴勤劳的中国农民……《大地》以故事的方式，描述了凯瑟林伯爵体会到的中国形象。这就是西方想象中的中国原型。《大地》再现了这个原型也塑造了这个原型，小说轰动一时，半个多世纪后人们评论这部书的著名作者时说：“十三世纪马可·波罗之后，西方就再也没有谁写中国像赛珍珠那样影响广泛”〔2〕。
《大地》是凯瑟林伯爵描述的那种中国原型的“小说版本”。主人公王龙和他的妻子阿兰，是真正执着于土地的中国农民。贫困与饥荒曾使王龙逃离故土去城市出卖苦力，而意外获得的财富又使他能够重新回到故土。小说试图描绘出中国农民生活中质朴的诗意：
太阳火辣辣地照在他们身上，这是初夏时节，她的脸上不久就挂满了汗珠。王龙脱下衣服，光着脊背，但她仍旧穿着衣服，尽管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就像一层皮肤那样紧紧地裹着她的肩膀和身子。不用任何的言语交流，他和她一小时接着一小时默契地配合着，他已感觉不到劳动的辛苦，他只知道他们两人似乎已融为一体。他已经失去了连贯的思维。这里只有完美的劳动韵律，一遍又一遍地翻耕土地。土地令他们拥有了家庭，土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土地成了他们的上帝。土地中有财富与秘密，土地在他们的锄头下翻转。有时他们会在土地中找到一块砖头，发现一段木头。这并不稀奇。有时土地里会出现已被埋葬的尸体，已逝的家园。或许土地本身就是一种轮回。他们在土地上耕作，一起劳动——一起——在土地上创造成果——无须任何言语。
阳光渐渐从他背上褪色，照射到他女人的身上。她的脸上湿漉漉的，粘上了泥土。她的肤色就像泥土的色彩一样。她的湿湿的、暗色的衣服紧粘着她方方的身子。她慢慢地抚平衣服上最后一个褶皱，然后用最为普通的语气说道，走吧，我要去照看小孩子了。她平静的话语回荡在寂静夜晚的空气中〔3〕。
土地给了他们生活也给了他们自由，因为自由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全家人不愁吃穿地生活在祖先的家园。在与妻子阿兰的共同的努力下，王龙家道中兴，变成了殷富的地主。他有三个儿子，还娶了一房妾。当他听说儿子们想变卖土地从商时，他说：“一卖土地，家就完了……我们生从土地中来，死又回到土地中去——你有土地就有生计，谁也不能夺走你的土地……”〔4〕
《大地》是赛珍珠小说三部曲《土地之屋》的第一部。第二部《儿子们》（1932）写王龙夫妇的三个儿子，王老大在家务农，王老二经商并成为富商，王老三纠集起一支地方武装成为一个小军阀。王老三的儿子王元此时也长大了，后者成为第三部《分家》的主人公。革命与西方城市的诱惑，已使王元不可能像他爷爷那一代人一样守住自己的故土，在土地中争取幸福与自由。他也不愿像他父亲那样做一个小军阀，而是摇摆于暴力革命的血腥混乱与城市生活的纸醉金迷之间。当最后决定像爷爷那样守住土地生活时，他已经回不去了，家乡的佃农与土匪联合暴动，使原有的田园不在了。
《大地》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不仅引起西方大众对中国的关注，而且改变了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反面的中国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勤劳、坚毅、质朴、善良，具有人性中种种高贵品质的中国农民的形象，扭转了一个多世纪间西方文化对中国丑化的潮流，使西方人感觉到中国人不仅是与他们同样的人，具有相同的人性，而且还具有西方文化价值推崇的某些高贵品质。只有在西方十九世纪的鸦片帝国与二十世纪初的黄祸恐慌的背景上，才能理解《大地》的意义。它尽管没有像过去那样将中国推崇为孔教乌托邦，至少将中国与中国人表现为一个可贵并值得同情的国家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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