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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日子我活够了！”韩丁说：“我也活够了！”师思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说：“那你们还不出门到马路上，找辆凯迪拉克撞上去！”我们怔了一会，忽然担心起楼下人家的反应。听了几分钟，居然没有一点动静。我们蹲在地板上收拾残局时，韩丁的女朋友将一条白花花的大腿伸出来，蹭了蹭韩丁的脸。韩丁在那大腿上吻了两下。他感慨地板上的玻璃碴为什么不是钻石。我也有这样的希望。
下半夜时，两个女人在我们的床上，先后往里翻了一下身，露出两个半张床来。我和韩丁眼里都流露着上床的欲望。我故意对韩丁说，他那女朋友恐怕又靠不住，我们摔茶杯，她连屁都不放一个。韩丁说她本来就是短线，若是长期的，他会选一个不会轻易同他上床的女孩。
外面忽然有人敲门。韩丁将门打开后，进来两个联防队员。我们当然明白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好在我们都是见过世面的，反倒朝他们要起搜查证来。联防队员恼了，他们上前二话不说就撩女孩们的被子。韩丁的女朋友对待身上的被子就像演员对待台前大幕一样，她精心地给了一个姿势。师思不一样，她死死抱着被子，等到终于被拉下后，她大叫了一声。联防队员望着她一身整齐的穿戴，不解地问她有什么好叫的。
联防队员说：“跟我们走！”我和韩丁说：“走就走。只要有单间住，进监狱也行！”说了好一阵，也不见他们动脚。后来，他们不耐烦地明说，让我们给点辛苦费，这事就私了了。
我不肯给。韩丁也不愿意，他还要我将记者证掏出来亮一亮。后来师思拿了二十元钱递给他们。我以为他们不会要，嫌少。哪知他们接过去后便扭头走了。临出门时，还不忘告诉我们，是邻居打电话投诉，他们才找上门来的。
关上门，我对师思说：“这么点钱，你也敢给！”师思说：“现在是原始积累时期。”她看了看那个女孩，又说：“你还不太了解这个城市的这条街！”那个女孩说：“我觉得蓝方老师已经了解武汉了。”女孩的这个称呼让我胆颤心惊。
05
后来，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那天早上假如师思起床后，梳洗化妆完毕，同我一起过早，一道上班，眼下的一切会不会发生。遗憾的是，那天早上师思像是预感到那天会发生什么，起床后粗粗地化过妆，连谢谢都没说，就冷冷地走了。为此，韩丁同女朋友发生争执。韩丁认为我同师思的关系完了。女孩则认为这仅仅是好戏的开始。
那天，女邻居和她的丈夫在门外的那辆“麻木”旁，冲着我们尴尬地笑着。我在办公大楼前停下自行车，沙莎已买好两份热干面在等着我。我锁好自行车，端上热干面跟着沙莎进了电梯，然后一路进了沙莎的办公室。在无人的十分钟里，我们上演了整整一曲由爱情到婚姻的大戏。我告诉沙莎，自己太需要有一处房子来隐蔽自己。沙莎当即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写好的结婚申请，让我在上面签字。我只是看清留给我的空白处旁边有沙莎两个字，便提笔写下蓝方两个字。
沙莎在我签过字后，用手拍了拍我的手，她的手有点凉，惹得我的神经一跳一跳的。往后的事都是沙莎去办的，她要我什么也别说。当天下午，她就将一份鲜红的结婚证书交到我手上。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办结婚证有许多手续，其中一点是双方必须都到现场。沙莎告诉我，她只是让自己的弟弟即时顶替了我一阵，别的她不再多说。像中共地下党员接受秘密文件一样，我在楼梯间里接过结婚证书时，窗口有一对麻雀正在交嘴。这两个灰不溜秋的小东西，给我的婚姻带来难得的一点诗意。
我说：“这就是我们的营业执照？”沙莎说：“又多了一个夫妻店。不过目前还不能营业。”沙莎告诫我，一定要等到分房方案公布之后，我们的关系才能公开。我很佩服沙莎。因为太佩服了，所以我一点也没有想吻她的念头。那天师思要到北京组稿，我送她到汉口火车站。坐在出租车里，我突然扳过她的脸，用力地吻了她一下。她除了紧闭嘴唇，别的什么动作也没做。我将她一直送上38次列车的硬卧车厢，直到她从嘴里挤出一句“恭喜你有大房子住了”才离开她。师思是用直觉来判断的。
在直觉这一点上，我崇拜天下的所有女人。主编只让师思在北京呆一个星期。师思却呆了半个月。她回来后，我和沙莎就将住房的钥匙拿到手了。分房方案刚一贴出来，我和沙莎就去买了十斤糖果，放在门卫老赵那里，让他代我们分发给每一个人。老赵比我们幽默，他在分房方案旁贴了一张告示，再将糖果置于告示下面，让局里的人自己随意取。好多人一边吃糖，一边看着分房方案，一边说我和沙莎登记结婚真是时候。
我同沙莎登记结婚，在局里的反应远远大于在我内心的反应。我同沙莎还像以前一样，各人上各人的班，各人下各人的班，甚至连什么时候举行结婚典礼也没在一起商量。每天早上，我们照例在办公楼前小吃摊上吃热干面过早，然后一道进电梯上楼。赶上电梯里只有我俩时，我们会走到一块，相互捏捏对方的手。这惟一的身体接触，一点也不能激起我对沙莎的欲望，那感觉就像在武汉商场门口，碰见熟人握握手一样。回到老租界里的那间屋子，面对因为我要搬走而格外高兴的韩丁，我有时会有一种念头，想强暴非要有两室一厅以上房子才肯嫁给我的师思。对于沙莎，我一直没有兴趣。
我们之间直到结婚时，也没说过我爱你一类的话。
在师思从北京回来的前几天，主编将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我以为他要同我谈杂志的事，一开口才知道是代表局里，就分房问题同我谈话。他劝我不要搀和分房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我同沙莎结婚，目的就是为了房子，这样太功利，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我没有马上回答他，而是当面打了一个电话给沙莎，将主编的话说给她听。沙莎要我告诉主编，就说自己若是想娶局长的女儿，准保什么事情也没有。我没有挂断电话，拿着话筒，照本宣科地对主编转述一遍。这副样子让主编将准备好的许多话全噎了回去。他让我放下电话，换一副面孔，对我推心置腹地说起来。
我听了一下午，终于弄明白这套分房方案其实是为局长的女儿一个人制定的。办公室的人绞尽脑汁设计出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后，刚好将局长的女儿算计成符合分房条件的最后一个。那时，他们没料到我和沙莎会从中插一杠子。我们一进到这个体系后，局长的女儿就成了“中央候补委员”。弄明白后，我对主编说，这个腐败我反定了。
说到后来，主编问我知不知道师思的行踪。他虽然加了一句“这家伙太不像话”来表达自己领导人的大公无私意图，我还是觉察到他对师思的特殊关切。我其实并不知道师思在外的一点情形，我故意说师思上午还从北京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细细感受这话对主编的伤害情况。
我特别希望给我们的房子能在师思回来之前分下来，我怕自己在面对师思时，最终会改变主意。自从与沙莎登记结婚以来，在内心深处反倒淤积成一个对师思的情结。我特别清楚，那张婚姻的营业执照不在法律的保护之下。除了感情，连它的操作方式都是不合法的。只要我一否认，它就得完蛋。
然而，我必须在繁华的大武汉拥有自己的住宅自己的家庭。我的名片上不能长久地只能印着呼机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我不太羡慕别人名片上的职称和职务，让我心动的总是那些电话号码后面括弧中的字母h。
好像沙莎也明白这一点，她比我更急。当着面她总叫我放心，汉江的水跑不脱是要流进长江的。这句话只有沙莎才说，连师思都不说。汉江水是清的，长江水是浑的。天下只有浑水往清水里搀的事，哪有那么傻的人，将自己的清水硬搀进浑水里。离开我，沙莎独自同行政科的人急了两次。人事处长也出面给行政科的人打了一次电话。这些行动还未见效果，师思便从北京回来了。
师思回来的消息，大家是从主编脸上读出来的。师思从机场直奔杂志社，她一进办公室便冲着我们大笑，然后伸过手要同我握一握，说是恭喜我双喜临门。她在老赵的门卫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