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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师思同董博士已上了那辆大巴。突然间发现主编也在车上。师思就拉着董博士下去了。结果主编被炸得只有他老婆才能认出来。
在他的追悼会上，私下流传一句比悼词更容易让人记住的话：这样去死，不值得。
也就是这天晚上，我和汪总在我家里一人拿着一只啤酒瓶喝闷酒。隔壁屋里钱主任、沙莎和王婶，三个女人挤在一起抱头痛哭。她们反复嚷着一个话题：都做了一辈子的夫妻，哪来这样的深仇大恨。钱主任的手肿得像被蝮蛇咬过，打了两针先锋五号也不见消褪。
凌晨时分，很远的江面上传来汽笛声。沙莎突然一推我，她说：“我怕极了，人咬人太厉害了。蓝方，我们还是离婚吧。我怕你到时也像老赵一样。”我背对着她说：“要是你走在前面，我不就没机会了！”沙莎说：“你就开始咒我先死呀！”我俩不再说话。
天亮后，我揉着涩涩的眼窝对沙莎说：“好吧，我们今天就去将手续办了。”在婚姻登记处，意外地碰见王婶和汪总。他们是来复婚的。王婶说，他们也想通了，人只能活这一辈子，能原谅人的时候就要原谅人，上半夜为自己想想，下半夜为别人想，这事就过去了。沙莎冷静地望着他们，说我们现在正前赴后继。
离婚后，我和沙莎仍住在一起。对这套两室一厅里的一切物品与行动，我们都有详细的协议。包括早上起床后卫生间谁先用都有规定，所有一切都如美国法律那样周全。惟一疏漏之处是到了夏天，有空调的那间卧室如何轮流使用。在订协议时我想到这一点，但我没说。以沙莎的精明她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她也没说。有时我想这也许是我们与上帝达成的一种默契。
主编一死，韩丁那篇文章引起的官司就被人淡忘了。这天，女邻居突然领着那个在黄孝河路卖花的老太太来到杂志社。老太太就是女邻居的母亲，她对我们说，自己是那官司中的真正当事人，她来告诉我们的领导，什么赔偿也不用给，她要撤诉。我将师思指给她们。师思已被提升为惟一的副主编，主持杂志社的工作。她被过去自己造成的问题压得时常将眉毛抹得一只高一只低。
我问过她同董博士的情况。师思说就像到广东去吃那各种各样的虫子一样，开始有些恶心，后来情况就有好转。
有一天，我在外面同朋友泡酒吧回来，室里非常香。我忍不住敲了敲沙莎的卧室门。沙莎穿着睡衣，但她没有睡。她将自己的衣裙挂了满满一屋。床头柜上有只瓷罐，瓷罐里点着一只无烟蜡烛。上面的小盏里有一汪水。沙莎在那水里滴了一滴名为“岁月柔情”的香水，所有的香气都是从那水里蒸发出来的，让人不能不醉。沙莎要将所有的衣服都熏得像洒了法国香水一样。但是花费只有“毒药”等品牌的十分之一。这样的香味会倾倒这座城市的许多男子。我对沙莎说了声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里。我想起师思身上也曾有过这样的香味。我一遍遍地默诵着这些充满香气的名字。只有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构思。这种热爱藏在一个人的骨子里，看起来很庸俗。夏天的消息在窗外悄悄传递着。不知黄孝河路上的窨盖会不会再次飞起来。楼梯上汪总用普通话说了句你好。王婶马上讥笑他在用弯管子说话。夜很深时，难说城市有无秘密。
1999年3月8日汉口花桥
（此文原载于《当代》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