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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描述过乾隆皇帝美学修养的不足，一个学者曾这样形容：作为一个艺术鉴赏家，乾隆皇帝的失败“不是因为经验有限，而是因为他骨子里厌恶以研究的方式对艺术风格做出判断——甚至是没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判断。”还有人把乾隆描述成一个“精力过人、不知疲倦、不知餍足的艺术收藏者，一个小气的、武断的艺术鉴赏者，一个不停地在书画上题字、盖章，决心要在中国的艺术史上留下抹不去的痕迹的人。他的印章几乎彻底毁了皇家收藏中一些最好的绘画作品，只有极少数的艺术杰作没被他揽入紫禁城的高墙之内。在高墙内的作品则被掌握在皇帝一己之手，使一代又一代本该好好研究它们的画家无缘得见。”
清朝末年，皇家珍藏反映了绘画、陶瓷、装饰艺术、纺织和家具等诸多艺术门类的持续发展，同时也逐渐萎缩，特别是紫禁城发生的几次火灾，烧毁了大量珍贵的藏品尤其是书籍和绘画，其中武英殿等更是被大火夷为平地。同样可惜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无数价值连城的珍宝成了战争的牺牲品，或者在战火中焚毁，或者被侵略者夺走。直到今天，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的基美博物馆，人们还能看到中国的珍宝。
中国进入新的世纪以后，国宝遭受的离乱仍在继续。
从私藏到公开：民国初期的珍宝（1）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各省纷纷起义反抗满清统治；满清王朝迅速崩溃；许多满族人都逃往中国北部的满洲里。但是，逊清皇室爱新觉罗家族依然住在紫禁城的后半部分。1912年2月12日，当时只有5岁的爱新觉罗氏小皇帝溥仪和新政府签订了退位条约。从退位条约签订的那天起，有关皇家藏品处置的条款就存在着内在的模糊。成千上万的法书名画、满清宫殿里数不胜数的艺术品应该属于谁呢？是属于爱新觉罗家族还是属于他们不再统治但仍然居住其中的国家？
◎ 保管和所有权的问题
退位条约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清室优待条件》，这个条约曾经被形容为没有经过流血战争就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在这个条约中，规定当时的共和国总统袁世凯对皇家珍宝拥有处置权，同时，逊清皇室对紫禁城里祖传的房子仍然保留了暂时的居住权。而且爱新觉罗家族还保留着清廷的形式和服饰，拥有大批侍臣。
《清室优待条件》的第七条申明，退位以后，皇帝的私产受民国政府保护。但是这一条并没有明确指出究竟谁对清室的私有财产持有所有权。50多年以后，溥仪还回忆说，他当年总是把那些艺术藏品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溥仪的看法源于1914年的一个协议。当时，代表内务部和逊清皇室的联合小组去满洲的皇家行宫中搜集宝物（四个皇家行宫包括沈阳行宫、热河（承德）行宫和北京的另外两个行宫），并协商这些宝物的所有权问题。协议申明珍宝是皇家的私有财产，民国政府会使用专项资金把这些宝贝买过来。但因为当时民国政府拿不出这笔钱，所以支付的事一直悬而未决，珍宝被认为是从满清皇室中赊借出来的。
◎ 公众首次得见奇珍
1914年，内务部成立了古物陈列所，把从沈阳、热河和北平的行宫搜集来的藏品加以整理后，举办了第一次皇家艺术品展会。这次展览在紫禁城外廷的两个偏殿举行——西边的武英殿和东边的文华殿——自此这两殿经常被称为古物陈列厅。
当时袁世凯感兴趣的两件事情一个是修复紫禁城的宫殿，另一个就是展出从满洲行宫得来的清朝珍宝。回过头来看，袁世凯的这种兴趣有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不仅想确立共和政府对前清珍宝的所有权，而且想拥有一张王牌，借以实现自己建立新王朝的计划。
距第一次展览两年之后，那些从满洲搜集回来的珍宝又在相同的地方再次展出。这次展览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在1914年展览时，那些展品被认为是从逊清王室借来的，而在1916年，政府宣称展品是由内务部借出并出资举办的。
像今天一样，紫禁城在那个年代也像磁石一样深深吸引着游人。1914年和1916年去古物展览厅的游人只用花一块钱的门票就能够进入这个从前无比尊贵的地方。普通的中国人因此终于得以欣赏这块从前的禁区，并且能够看到一些稀罕的宫廷珍宝。来过这里的人也许还会记得，按照皇家的律令，“从紫禁城的任何一个门通过的普通人都会被杖笞一百下……任何在皇宫里发现的陌生人都将被勒死……”
◎ 庄士敦和宫廷珍宝
1919年溥仪13岁的时候，朝廷决定在他原有的一个满族老师和两个汉族老师的基础上再为他增加一名英国老师。庄士敦被请来做溥仪的老师，他毕业于伦敦著名的亚非学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外交家。庄士敦住在御花园西侧，不久就和年轻的溥仪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在保护皇帝的利益和皇家珍藏方面，他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私藏到公开：民国初期的珍宝（2）
庄士敦努力使年轻皇帝看到宫廷中的奢侈浪费，让他注意到皇家藏宝的不断失踪。于是，溥仪就经常叫人把文物拿过来自己亲自检验，还命人为所有的藏品编制了一份详细的目录。随着查点工作的进行，人们发现很多珍品都丢失了。1923年6月，溥仪宣布要亲自检视建福宫，那里收藏着乾隆皇帝最珍爱的宝物。太监们怕自己的偷盗行为败露，趁着夜黑在建福宫放了一把火。到天亮前，只有387件文物被抢救出来，而最初的目录上所列藏宝共有6643件，包括2000多尊金佛像、大量佛教画品、纯金的祭坛饰品、瓷器、前朝的青铜器、成千上万册书籍，以及31箱貂皮和皇家御带。
皇室经常把珍宝出售给一小撮占据垄断地位的古董商，价钱低于市价很多、又远远高于报账单上所列的价格。一次，溥仪让太监把一个四英尺高的实心金塔拿去卖掉。去之前溥仪问他打算怎么开价，太监回答说按重量卖，气得溥仪大骂笨蛋，还引用庄士敦曾讲过的，说在公开的市场可能价格会高得多。为了报复庄士敦，内务府把这个金塔送到庄士敦那里，还假传皇帝的旨意让他把金塔卖掉。庄士敦识破了这个陷阱，命人把金塔送回宫中。从那以后，宫里的人更加恨庄士敦了。
庄士敦还向溥仪报告说前门新开了许多古董铺，据说这些商店的老板都是太监和内务府的官员。庄士敦的报告使溥仪萌生了为宫廷藏画编制一份更加正式的目录的想法。编制这份目录的工作在1923至1924年进行，由不受内务府控制的艺术鉴定家们完成，他们资历深厚，包括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和商衍瀛。
溥仪的弟弟溥杰也在宫里跟着庄士敦学习，但他住在宫外。由于十分了解编目的程序，他们想出了一个计划，让溥杰把已经登记造册的文物偷偷带出紫禁城。当时清单上每一卷册、每一本书都按照其价值做了标记，质量最好的画五个圈，最差的画一个圈。从1923年5月到12月，溥杰每天在紫禁城上完课回家时都要带走一些书画卷册，那些都是从曾经被鉴定为上等品的物件中挑选的。根据溥仪回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溥杰则回忆说，运送这批字画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情，“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 在溥杰带出文物的过程中，稀有典籍是首选的目标，因为它们和溥仪兄弟用的课本尺寸相似。这些典籍像太监们每天拿给溥仪兄弟的课本一样被包在黄色锦缎里，因此在带它们出大门的时候没有引起门卫丝毫的怀疑。有资料显示，溥仪兄弟偷偷带出宫的文物共有1285件手卷字画和68册书画集； 而另外有人认为，“末代皇帝”暗自转移的文物有1000多件手卷和200多种册页、挂轴，以及200多本宋朝的珍贵书籍。
转移出宫的珍宝在北京某处藏匿一段时间后，溥杰把它们装进了七八十个木箱子里。得到火车站免检免税的许可后，溥杰护送这些藏宝到了天津，把它们藏进一位满族王爷为溥仪买的房子里。
到1922年的时候，公众对皇家藏品归国家所有这一点基本达成了共识，这种看法在当年的一条新闻里就有所反映：“近来，有些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