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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李勣其人，向来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中，这可以说是历经瓦岗时代、李唐开国之后饱经世故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恪守为臣本分，“军人不参与内斗”的职业道德。李勣在当时的名声很好，为故主李密收葬，被窦建德俘虏之后，不顾其礼遇想方设法回归李唐的麾下，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忠义的美誉，被高祖赞为“纯臣”。玄武门事变中他婉拒了太宗要他协助的请求，当时太宗虽不免悻悻，然情形易位之后倒又觉得军人不参与政治的可贵，省了不少心。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威望很高，又是李治的旧属，是太宗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军事大总管。不过，太宗对于武将的防范，又比文臣更为严厉。毕竟，国家的权力基础说穿了就是暴力机关，文臣尽管再大权在握，要达到造反的程度却难。而贞观诸将至此大多凋零，李勣是当时老臣中唯一有掌握全权兵力之资格、能力和威信的人，他所处的地位才是老臣中最危险的。因此，太宗并未将他作为临终托孤的对象，而是将他置于长孙无忌之下，以文臣主导，以武将辅佐，一方面不至于直接挑战威胁到长孙的地位，也就不会引起长孙无忌的敌意而引发内耗，造成类似刘洎之死那样的不愉快，另一方面也是避免手握军权的人物权势过甚，那便无人能治了。
而另一位辅政大臣诸遂良，无论能力、声望、还是背景，都不足与长孙无忌与李勣相比，太宗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忠直和耿介。长孙无忌太聪明，李勣太圆滑，都不喜欢进谏，规劝李治接受群臣监督、不要行差踏错的任务便落到了诸遂良的头上。此外，长孙无忌身为首辅大臣位高权重，难免遭人嫉妒和政敌攻击，王皇后个性柔弱，诸遂良也负起了保护外朝内宫的这两位当家人的责任。太宗所拣选的三位辅政人物，大致就是宰辅、良将及谏臣了。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幸京城郊外的翠微宫时病情急剧恶化，自感已不能回京，于是突贬李勣为叠州都督。李勣接旨，连家都不回便动身前往。数日之后，太宗病危，急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内，托以身后之事，并对太子说，“只要长孙无忌、褚遂良在朝，你不必为国家担忧！”随后又单独对褚遂良说：“太宗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你辅政之后，不可让挑拨离间之徒陷害无忌。若出现此事，非复我臣。”命褚遂良草拟遗诏之后，太宗病逝，时为五月二十六日事。柔弱的太子只知道趴在舅父的身上哭泣，长孙无忌拭去眼泪，请他立刻接管朝廷，安抚内外，李治竟不能答。无忌忍不住道：“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密不发丧，急招禁军飞骑护送太子由翠微宫回京，将诸事安排停当之后方公布太宗驾崩的消息，六月一日，高宗继位，四日即招李勣回京，加特进二品，旋即拜相。
有说太宗生前贬嫡李勣的一个原因，是李治于他无恩，这么来一下，必能“致其死力”。两唐书中均有类似记载：
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
唯《资治通鉴》记载为太宗密嘱李治，若李勣徘徊顾望当杀之：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以当时的情况而论，太宗担心李勣不服年少的太子，向太子这样嘱托是极有可能的，但说话时应只有他父子俩。事后高宗可能会将这番话告诉李勣以示推心置腹，但不可能说出后面那半截“如不愿则杀之”的话，所以新旧唐书都只记载了前面的说辞。而通鉴的说法，可能是高宗说出了这话之后，旁人或者后人根据当时的情况而有了这样的传言，司马光觉得有理而采集入史。不过，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会知道将李勣调离京城的确事出有因。当时太宗在郊外病危，太子、长孙无忌等均随侍在侧，不在京城。既已确定无忌辅政，而李勣与他关系平平，又手握重兵，那么将李勣暂时调离政治中枢就很有必要，如此方能确保政权交接的顺利完成。这和太宗发丧独不准李泰前来奔丧是同一个原因。李治继位后对李泰不薄，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非常时期减少不稳定因素吧。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宗继位，加封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这是集三省权力于一身了。而以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两位重臣都非常懂得避嫌，长孙无忌坚辞知尚书事，李勣则坚辞尚书左仆射。此外，太子少师于志宁为侍中掌管门下省，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兼礼部尚书。新一代的领导班子，大致就是这样。
李治继位之后，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权力交接时的正常现象。东突厥车鼻可汗，及负责招降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接连反叛，名将高侃（我偶像高适的爷爷啦，一定要提一笔^_^）生擒车鼻可汗，押送至京师，于是东突厥汗国所有部众，皆为大唐封内之臣，以其地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阿史那贺鲁的叛军也被唐军击败，边陲安定。国内则表现为对第三代领导班子的不信任。先是有人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问也不问当即初斩。接着褚遂良和许敬宗双双被人弹劾，褚遂良被告以低价强行购买他人土地；就是仗势欺人搞土地兼并了，许敬宗的罪名是将女儿嫁给南蛮首领冯盎之子，收取大量彩礼，被告贪财害礼，“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这理由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奇怪，嫌人家找的姑爷是少数民族，其实对方好歹也是个小王子的说，要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宁愿倒贴也要嫁出国去，咳咳，时代不一样^_^ 调查结果二人罪名均告成立，双双被贬外放。不过褚遂良很快就官复原职（顾命大臣到底不一样），许敬宗虽然后来也被召回京师，却只能去弘文馆继续写他编不完的历史书，被排挤出决策圈之外。既然政治中枢已无异己存在，自然同心协力，年轻天子初登大宝，自信心严重不足，也表现得相当合作，对于两位辅弼大臣十分尊重，所奏无有不准，“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就是说克制自己，听从二人的教导，史家用词真是精妙无匹，值得人再三回味^_^
不过，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确实执政经验丰富，很有治国能力，政治修明，加之天公作美，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