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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人质疑武训受赏黄马褂一事的真伪，但武训为朝廷隆重嘉奖、为时人称颂却是不争的事实。清王朝当时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这使得武训和他的事迹倍受当世瞩目。根据《清史稿》宣统本纪的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武训的事迹后来被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中。
所有武训生前事迹，除了国史馆已奉令为之立传外，梁启超先生还专门为他撰写了十分精彩的《兴学节略》，以资表扬。梁文中说武训的义塾“行之数十年，弟子卒业而去者，不可胜数”，而他始终“日以两钱粗馒终其身”。文中最后总结道，“铢积寸累，惟以兴学为事。殆所谓奇节瑰行，得天独厚者欤！”梁启超乃当时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又是知识界泰斗，在他的倡导下，武训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瞩目。张默生《异行传》里也专有义丐武训一节，宣传他的事迹。
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茸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到了民国时期，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何思源还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据解放后当地曾见过武训的老人们都说这座雕塑像酷似武训本人，可惜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坏。1932年，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纪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建造了 “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
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对武训先生的行动及精神推崇备至，武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赞誉，他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蔡元培、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等民主人士，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要人，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段绳武、张自忠等军界人物，陶行知、郁达夫、臧克家等文教界人士，或撰文赞颂，或题辞纪念，或为以武训为名的义学捐款。
1934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九十七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社会名流纷纷用题词、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方式，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大批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参加了纪念会。两次纪念活动前后呼应。对于推广武训精神，发展民众教育，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陶行知在四十年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的时期，曾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
当时武训的兴学事迹被正式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后来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足见武训在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广。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曾发表过称赞武训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为武训题辞：“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同月6日，《新华月报》发表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潘梓年等人纪念武训的文章。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并在武训诞辰纪念日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镇还创办了武训师范。
总之，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即1951年《武训传》遭受大批判以前，中国不同社会阶段的历届政权，对武训和武训精神的态度都是一致的。无论是在清王朝时期，还是民国时期，甚至在汪伪政权控制的敌占区里，武训都是正面的、被赞扬的、受崇敬的形象。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当时学习武训精神蔚然成风。人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武训，这是因为武训精神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旧中国是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穷国，文盲比例非常高。教育能否普及兴盛是一件关乎国运的大事。武训办学的实质是让学堂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这是一次把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的伟大尝试。从这个方面来说，武训是世人皆醉中的独醒者之一，百年蒙昧中的先觉者之一。尽管他是个文盲加乞丐，他的独醒和先觉在有知识的人看来，也许过于质朴和简单。
本质上，武训走的是教育救国的道路。其兴学活动多少反映了下层农民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尽管任何改良主义在近代中国最终免不了被颠覆被否定的命运，但从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来看，改良主义无疑是最优选择，只可惜中国屡屡与之失之交臂。武训对社会底层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和博爱精神，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仁者爱人”的传统。
当时没有人会把武训精神狭隘的理解为只有行乞来办学才是武训精神的真谛。事实上，人们把当时一切对教育有所助益的义举和做为都称赞为具有武训精神的行为，并把那些竭尽全力推动民族教育的人称为武训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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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书，名为《武训先生画传》，后来直接促成了电影《武训传》的诞生。《武训先生画传》最早的版本由段承泽于1938年绘制而成。后由陶行知先生作跋，在1943至1945年间，曾印刊至第六版，并译成英文对外出版发行。1944年，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送给著名导演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有机会能把武训一生历尽艰辛创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看了以后深受感动，初步确定了拍摄《武训传》的计划，并决定电影中的武训将由当时的电影明星赵丹来扮演。
然而，时值兵荒马乱的国共相争时期，孙谕始终无法把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尽快付诸实施。孙瑜没有在四十年代完成此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如果当时拍成了这部电影，它的内容也许会十分“纯净”而感人，这部电影也许会成为传世佳作。更为重要的是，五十年代初的《武训传》大批判也不会由它而起，早已作古的武训也不会卷入政治的漩涡而沦为政治的祭品。不同的时机选择和把握，有时确实会产生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历史结局。
1948年7月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正式投拍此片。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时经营困难，经费上难以为继，1948年11月初，在影片拍摄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影片便彻底停拍。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以低价购得此片的拍摄权和底片、拷贝。孙瑜则加入昆仑公司继续完成此片的拍摄。在1951年2月影片正式拍成前，这个剧本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经过了数次大的修改。
根据1986年孙瑜先生的撰文《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其中谈到主要修改的内容：“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虽然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终身艰苦兴学虽‘劳而无功’，但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
当时上海电影管理处的一位领导看了剧本以后说：“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但武训艰苦兴学，热忱劝学的精神，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热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因此建议，在头尾加一小学校纪念的场面，找一新的小学教师出来说话，以结合现实，又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
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