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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少量的杂毛也被官员们事先拔掉了），上山时走的稳稳当当，唐玄宗骑在上面感觉不到登高下低时的颠簸。顺利完祭天大典之后，唐玄宗还是骑着这头骡子下山，到了山下要歇一会儿，刚坐下不久，一位官员匆匆跑来报告说，那头白骡子无声无息的倒下就再也没能站起来。说不清是累的还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反正这头骡子无疾而终了。唐玄宗追封这头骡子为白骡将军，让人做了一口简易的棺材，搬来些石头垒了一座坟墓安葬了这头骡子。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认为白骡的说法接近于文人的玄怪小说，主流史书不应该采纳这一类故事，因而舍弃了。
据说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前往蜀地时也骑的是骡子。元稹写过一首题为《望云骓马歌》的诗，诗中说唐德宗翻越秦岭前往兴元的路上，有七匹御马累死在路途，最后剩下一匹叫望云骓的马驮着唐德宗到达兴元。然后元稹写道：“路旁垂白天宝民，望骓礼拜见骓哭。皆言玄宗当时无此马，不免骑骡来幸蜀。”
封禅结束之后，唐玄宗设宴招待各级官员和来宾。玄宗也是个聪明强记的人，他在宴会上看见一个叫郑镒的官员身穿着绯色的官服时，就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封禅之前郑镒不过是九品官员，几天没见就一跃成为五品，虽说按照规矩皇帝封禅后会采用齐步走的方式给各级官员提级别长工资，以示普天同庆，但也仅限于提升一级，郑镒的提升显然是超常了。
唐朝的著名笑星、俳优艺人黄幡绰解答了玄宗的疑问，他说郑镒之所以能够从九品一跃成为五品是“泰山”的功劳。“泰山”这个词明里是指封禅，实际上另有所指。提拔郑镒的是宰相张说，张说不仅是主持封禅工作的封禅使，还是郑镒的老丈人。可以说把某人的老丈人称作“泰山”是黄幡绰的专利，泰山是五岳之一，由此又有了“岳丈”这一称谓。
作为整个封禅活动的一部分，唐玄宗还要到曲阜去祭孔子，曲阜所在地兖州也忙了起来。巧的是杜丰的儿子杜锺在兖州担任参军，唐代的州府设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土六个参军，如果把州比作一个省的话，这些参军就相当于省属的厅级官员。杜锺接到的任务是负责准备圣上一行队伍中所有马匹的马料，要确保这些御马吃的好，吃的饱，不掉膘。马料分为草料和粟豆一类精料，粗细搭配。草料的问题好解决，让人割了堆在那儿就行了。粟豆之类的精饲料就有些麻烦，圣驾一行中御马为数众多，事到临头在煮粟豆恐怕就来不及了。于是，杜锺要求手下提前动手准备，支起大锅煮了二千多石粟豆。煮好的粟豆趁热倒进地窖中保存，为了保险起见还用泥土将地窖口封住。等到玄宗一行来到兖州后，要喂马了，打开地窖口，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里面的粟豆全都捂臭了。
杜锺这回吓的不轻，他想到了自杀。考虑到喝砒霜味道太苦，杜锺想到一个偏方，据说羊肉和半夏一起煮了吃下后会中毒而死。在享受美味儿佳肴后离开人世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杜锺就打发人买来半升多的半夏，照方子办理。或许是加工方面的问题，或许是配比不合理，或许是这个方子根本就不灵，杜锺吃了羊肉炖半夏以后不但没有死成，反而比以前更胖了。
《纪闻》的作者牛肃在记载下杜丰父子的事后写到：“时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 写碑誌 能致富
在唐代，给人撰写碑誌或书写碑文可以得到一笔润笔费，越是知名的文士所得到的润笔就越多。李邕“尤长碑记，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送亦至鉅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邕者。”晚唐时有一个叫马逢的人家里经济状况不好，大概属于等待共同富裕的群体，他的朋友王仲舒看着心里着急，就责备马逢说，你家里都穷成那个样子了，为什么不去给人写碑誌呢？那样就可以先富起来呀。
这些碑誌有的是立在寺庙里的。裴度晚年在洛阳时出资修葺了福先寺，工程完工时要立一块碑。皇甫湜从白居易手中抢得了撰写碑文的差使，他提了一斗酒回到家中，一口气喝下半斗酒后趁着醉意挥笔疾书，整篇文章一气呵成。这篇文章文思高古，用了很多生僻字，也是大知识分子的裴度看了好半天才看懂。裴度让人用车拉了一车价值千余缗的物品送给皇甫湜作为润笔，皇甫湜认为这些润笔给的也太少了，他让来人给裴度带话说，我皇甫湜的文字水平绝非平常之辈，一般不会屈身低就，除了给顾况这样的大家的文集写过序之外，还没有轻易答应给谁写文章。这次我主动请求撰写碑文，完全是为了报答裴公的厚爱。皇甫湜的话说到这里时还是一副知恩图报的口气，下来就转入正题了。皇甫湜说，像我这样水平文章的稿费标准应该是每个字三匹绢。皇甫湜所写的碑文有三千二百五十四个字，裴度共付给他九千多匹绢。唐朝时绢的价值时常在变动，建中年间一匹绢值四千钱，元和末年一匹绢值八百钱，裴度在洛阳时是唐文宗太和年间，四千钱一匹和八百钱一匹只是一个参考价。
大书法家柳公权每年给人书写碑文所得的收入也是“鉅万”，这里面包括现金更多的是实物。柳公权这个人是典型的学者类型，不善于理财，所得到的钱和金银器皿都交给管家保管。这是一个空子，柳府的管家和一些仆人趁机钻这个空子，把主人的钱当作自己的钱用，用了也不吭一声。柳公权曾经把一些银杯银碗放在一个竹箱子里，过了一阵子后，箱子上的封条完好无损，里面的银器却不见了。那个管家在一旁装模作样的说这真是怪事，真是怪事，莫非遇上鬼了。柳公权没有去追查这批银器的下落，他笑哈哈的说，箱子里的银器都羽化成仙升入天堂了。
墓碑和墓誌是碑誌的主要成分。中唐以后，长安城中的一些碑誌写手改坐等生意为主动出击，一打听道哪个达官贵人家有了丧事，就会跑到人家府宅去，围在门外面大声招揽生意，这种情景比集市抢购还热闹。当然，这些写手和掮客不会去普通平民家，平民的墓也是平常的，很多墓里面没有墓志铭，放一块青砖，砖上面刻着“阿娘坟墓，孟元简咸通十五年×月五日。”
过去官员死后，给死者谥号、追封官爵属于官方结论。官方结论有着一整套程序，唐朝的时候对于达到给谥号级别的官员先是由吏部中负责考核官员的考功郎中出具一份记录死者生平的行状，再由太常博士根据这份行状提出一个谥号。有时候为谥什么字会争论不休，许敬宗死后，负责拟定谥号的太常博士认为应该谥“谬”，在谥法中，“谬”的意思是名声和实际不相符合。许敬宗的后人当然不会同意这种带有贬意的评价，强烈要求重新改一个谥号，双方争论不下。唐高宗特意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合议，礼部尚书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给许敬宗谥“恭”。《谥法》中说“即过能改曰恭”，礼部尚书的意思是，人不怕犯错误，改了就好。唐高宗最终敲定了“恭”。
和官方的结论不同，亲属给死者立碑属于私人评价，私人评价就没那么严格，可以尽量的往好里说，说着说着就说过头了。撰写碑誌的人拿了主家的钱财就要替人家遮盖则个，这个人脸上本来有些雀斑，碑誌的写手就要多用些脂粉把雀斑盖住，人们把这叫“谀墓”。
唐朝有一个叫刘叉的人生长在齐鲁大地，少年时任侠仗义，酒后杀人。中年之后人变的沉稳了，开始修身养性，学着写诗。听说长安的著名学者韩愈广交天下文士，刘叉这位业余文学爱好者千里迢迢徒步来到长安，投奔到韩愈门下。刘叉写过一首诗：“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胸中仍在霍霍磨刀，可见江湖之情未了。
大概正是因为心中有刀，还时不时的要磨上一磨，刘叉很难同韩愈周围的那些读书人相处，于是就决定回到江湖中去。离开长安时，学生刘叉拿走了韩老师的一笔巨款，这些钱都是韩愈给别人写墓誌得到的润笔。刘叉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拿走老师的钱时说，这都是谀媚墓中的人而得到的，不如让俺老刘拿去作为生活费。
对于韩愈来说，并非凡是写碑誌都要收费的。柳宗元去世之后，韩愈为他写下了《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身处边远山区十多年，没有什么积蓄，他的灵柩返乡安葬是桂管观察使裴行立资助的，他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