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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皇室不介意女性改嫁，原因还不完全是朱熹归纳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是由时代决定的。他们依然要求女性的服从，这是不可能挣脱的定势，但他们并不斤斤计较于细节，在对细节的关注中把自己变得渺小。遑论皇室，士大夫又何尝不是呢？韩愈之女听其再嫁，王安石将寡媳嫁与门生，连向称理学正宗的二程家也有再醮之妇。当主宰着那个世界的男性有着相对还算开阔的胸襟时，整个世界也展现出无疆的壮阔景象来。唐朝和北宋的多数时候，“男性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性”这句话一再得到验证。他们靠征服世界所获取的魅力征服女性。在我们批判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两性关系的同时，也应该承认，比起器局狭隘的朱熹之流，这种征服多少还有种粗暴的可爱。南宋以后，男性在征服世界时无所作为，却将目光专注于压缩女性的生存空间。他们越来越把女性当成仅有的压迫对象，希望用尽量逼仄的空间来束缚她们。她们的缩手缩脚反过来给了又不自由的男性以虚假的自由感。对名节贞操的过分强调，正迎合了男性拓展能力日渐萎缩的现实。可是，在一个男权社会，男性是不可能通过征服女性来征服世界。这是朱熹他们所没有考虑到的。
李世民给了韦珪贵妃的名分，甚至还给了她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以定襄县主的身份。直到他在贞观二十三年去世，韦珪一直代替去世的皇后统摄后宫。也许，在李世民看开，有些东西是韦珪所代替不了的，所以后宫再也没有皇后。
李世民驾崩后，韦珪随着儿子纪王李慎离开了长安，在安逸的生活中度过余生。
不是所有的妃子都有韦珪那种幸运。李世民的另一妃嫔阴氏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男性世界权力斗争的阴霾。两个家族绵延了几十年的恩怨情仇将她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苦涩不堪。阴家是武威望族，她的曾祖父阴嵩、祖父阴寿、父亲阴世师几代人与李家一样都是北朝和隋朝的显要人物。原本同殿为臣的两个家族在隋朝末年的纷争中却成了对立的两派。事情应该追溯到唐高祖太原起兵反隋的时候。由于事起仓促，唐高祖的幼子李智云没有能逃出隋军的追捕，被押送到长安。时任左翊卫将军的阴世师处决了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从此阴、李两家结下了不解的仇怨。为了破坏李家的风水，阴世师派人寻到了唐高祖五庙茔域之所在，掘坟毁庙。遭此大难的唐高祖痛哭流涕，怀着切骨的仇恨挥师长安。阴世师没有能阻挡一个正在崛起的势力不可遏止地破城而入。阴家在城破后遭到了同样血腥的报复。除了他的儿子阴弘智因为年幼免死外，阴家的男性无一幸免，为即将覆灭的隋朝殉葬。阴世师的女儿也就是在这时候被籍没秦王府，成了李世民诸多妾侍中的一个，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被封为齐王的李祐。但王府和后宫相对平静的生活还是没有让阴氏摆脱两个家族的是非纠葛。
那个从屠刀下逃过了一劫的阴弘智在潜伏了十几年后，终于等来了一个他自认为是机会的机会。外甥就是他复仇的工具。阴弘智利用了齐王李祐轻躁的个性，鼓动他借出任齐州都督的机会造反。这确实是颇为狠毒的一招。用李世民的儿子来对付李世民。无论成功与否，对李唐皇室都算一个打击。但是，这也是一次没有指望的冒险。缺少实力，缺少时机，甚至连一个象样的借口都没有。大凡藩王对抗朝廷需要的一切，齐王李祐都没有。他甚至不知道要利用叛变的突然性，袭取诸如金陵、洛阳一类的通都大邑来号召天下，却忙着封官、行赏、缮甲兵、修宫殿……所以，反叛只不过揭开了阴家悲剧的又一幕罢了。
齐王府长史权万纪离开李祐时，被射杀在路上；齐王府典军韦文振离开李祐时，也被射杀在路上；齐州的官员与百姓抛家弃子、夜缒出亡的时，李祐就只能坐困围城，用最后的狂欢来麻醉自己。一夜醒来，齐州城外已是大军压境……
李祐被赐死在内侍省，同党四十四人也全部伏诛。
深宫里的阴氏对阴谋当然茫然无所知；她知道的，只是结局。儿子死了，仅有的兄弟也死了，人世间再没有与她有血缘关系的人了。因为株连，阴氏被贬为嫔。这是一个还算宽仁的处置。不过，对她来说，这已经无所谓了。提心吊胆的日子被了无生意的日子所置换。金屋清冷，那却是她了却残生的地方。没有人陪伴她；有的，只是亲人舞蹈的鬼魂！
在李世民的后宫里，还有另一个杨氏。她的一生在史书上被归纳为四个字“杨妃生福”。连她的封号，我们也是通过他儿子赵王李福的墓碑上《大唐故赠司空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赵王墓志》才知道：王，杨贵妃之所生也。
我们猜测，贵妃的封号是杨氏死后追封的，因为按照唐制，贵、淑、德、贤四妃各一人，而贵妃韦珪似乎从未改封、降封或被废；我们还可以猜测……但总归只是猜测而已。《赵国杨太妃碑》还深埋在泥土里，只有它可能证实或证伪我们的猜测。关于这个女人的更多情节，则埋在永不见天日的更深处——它们就应该埋在那里——杨氏在玄武门失去了一生中的第一个男人；韦珪是在洛阳；而阴氏失去的，是生她的男人和她所生的男人——男性世界能给她们的，除了冰冷的死亡，就是肝肠寸断的苦痛和此后长久的麻木。黑暗的地层，正是死亡的栖息之处。
让我唏嘘的，不是无处不在的死亡。那是男性也必须面对的，甚至还更残酷。我为这些女性面对命运时的无事可做，无话可说而心有戚戚焉。她们都是生活在男性故事里的女性。即使在别人的故事里，她们也不曾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情节。作为一个背景式的物件被推出事件过程，却被卷入事件结局，就象一树梨花，相对来说还算幸运地开在贞观朝的春天里，苍白、柔美而脆弱，还是要把自己交给不可预见的风。
我们知道，还有一位杨妃藏在了紧闭的宫门后面。她是隋炀帝的女儿，是吴王李恪的母亲。了解了她的不凡出身，我们也就了解了一段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的伤感；了解了她的儿子，我们才了解她最深的痛。由于一度成为太子的候选人，吴王李恪遭到了很深的猜忌。为了捍卫亲外甥唐高宗李治的帝位，长孙无忌罗织罪名，将他送上了刑场。面对死亡，悲愤的李恪手指苍天，发出了最怨毒的诅咒。可这并不能挽救他自己。我不知道这位与两个朝代都有不解之缘的女性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所以，我希望她死在永徽三年以前。那她就可以不用直面儿子的鲜血和这无可留恋的红尘万丈了。
还有燕氏，她的母亲相信她如果不是女儿身，就一定会成为栋梁之材，可惜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还有韦尼子，她的人生归宿是太宗别庙崇圣宫的青灯黄卷；还有蒋王李恽的生母王氏、代王李简的连姓氏都没留下的生母……
风停后，庭前落满血色褪尽的花瓣。
不曾开启的门里，贞观朝的妃嫔们把她们的悲喜都藏进了寂寞的宫闱，只在纱窗后面木然地注视着人生的黄昏落日。人生残缺；比她们的人生更残缺的，是她们的故事。因为，女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总是经典论述轻视为一种非论题。无论女性角色成功与否，经历又是如何地跌宕起伏，她也只会被这种意识形态边缘化处理。没有留下多少故事的她们无法填补长孙氏身后的空白。相反，她们证明了空白的存在：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女性，她不仅仅是故事，甚至标志着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桃花，更是桃花外一片完整的历史天空。她走后，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女性世界。我无法用一个人物来标志这瓦砾般的时期，就只能很含糊地将它称为“后长孙时代”。
能在后长孙时代拥有自己故事的，只有徐惠了。
徐惠是一个早慧的女性，出生才五个月就会已经能牙牙学语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似乎昭示了人物的属性。我们今天看到的《旧唐书》“徐惠传”约一千四百字，而她的语言就占了近三分之二篇幅，形象地说明她是一个因语言而存在的历史人物。
徐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