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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一切唯个人权势是图，以及他种自大狂。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不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固然，有人说，前者是后者之手段，但至少有时前者也可以替代后者。不过要鼓励这些活动，要满足这些性格，赌注不必象今日这样大。即使把赌注减少许多，只要作此游戏者都习惯于小赌，还是一样可以达到目的。我们不要把改变人性和管理人性混为一谈。在一理想社会之中，人们可以因为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根本对于赌注不发生兴趣，但若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嗜好，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
Ⅱ但是从我们论证之中，还可以得出第二个、重要性更大的推论，和财富不均之前途有关，这个论证便是我们的利率论。到现在为止，一般人之所以认为有维持相当高利率之必要者，乃是因为觉得非如此，储蓄之诱惑力将不够充分。但是我们在上面说过了，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
毫无疑义，用此标准定出来的利率，一定要比现行者低许多。当资本数量逐渐增加时，资本之边际效率表要下降，就我们对后者臆测所及，则为或多或少继续维持充分就业计，利率大概须以坚定步伐，续趋下游，除非是社会全体（包括国家在内）之消费倾向会有极大改变。
我相信资本之需求是有严格限度的；意思是说，资本数量不难增加到一点，使其边际效率降至极低。这并不是说，使用资本品可以几乎不出代价；而是说，从资本品得到的收益，除了抵补折旧折陈以外，所余下的一点，只是负担风险、行使技巧与判断等功能所必需的代价而已。总之，持久性资产在其整个寿命中所产生的总收益，也象寿命极短的商品一样，只足抵补劳力成本再加上一些风险成本、一些技巧与监督之代价。
这种情况，跟某种程度的个人主义可以很不冲突，但坐收利息这个阶级（rentiers）的确会慢慢自然死亡，资本家也逐渐不能再利用资本之稀少性扩大其压迫力量。在今日情形之下，利息与地租之性质相同，并不是真正牺牲之代价。资本所有主之所以能取得利息，乃是因为资本稀少，正好象地主之所以能取得地租，乃是因为土地稀少。但土地稀少还有其真正理由，而资本稀少则毫无。在长时期中，资本稀少之必要理由并不存在。此处所谓必要理由者，是指一种真正牺牲，若没有利息作报酬，将没有人肯负担这种牺牲。
例如，如果资本数量尚未十分丰富，而私人之消费倾向又欲将充分就业下之全部所得皆作消费之用，丝毫不作净储蓄，则资本稀少的确有了真正理由。
但即使是这种情形，还可以由国家来举办集体储蓄，维持储蓄于一定水准，让资本扩大到一点，不再有稀少性。
故我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之有坐收利息阶级，乃是一种过渡时期现象，其任务完毕时即将消灭。坐收利息阶级一经消灭，资本主义便将大为改观。
我的主张还有一极大好处：坐收利息阶级以及毫无用处的投资者之自然死亡，并不是骤然的，而只是把最近在英国已经可以看到的现象慢慢延长下去而已，故不需要革命。
故在实际施政时，不妨确立两种目标：第一，增加资本数量，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性，毫无功能的投资者从此不能再坐收利益。第二，建立一个直接税体系，使得理财家、雇主以及诸如此类人物之智慧、决策、行政技能等，在合理报酬之下为社会服务。这些人对于本行都非常有兴趣，故即使报酬比现在低很多，还肯继续服务。以上两种目标并没有窒碍难行之处。
至于在何种范围以内，国家（公共意志之代表人）应当设法增加并补充投资引诱；在何种范围以内，应当鼓励一般人之消费倾向，同时又可在一两个世纪以内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价值，那只能由经验来决定。也许，当利率下降时，消费倾向很容易加强，故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资本之累积速率亦不比现在大。假使如此，则对大额所得以及大额遗产课以更重之税，也许有可以非难之处，即循此政策达到充分就业时，资本之累积速率要比现在小许多。请不要以为我不承认有这种结果之可能性，或不承认这种结果很或然。在这些问题上，预断普通人在不同环境之中会有何种反应，不免失之轻率。不过，要是不难接近充分就业，同时资本之累积速率又比现在大一些，虽然大得不多，则至少解决了当代一个重要问题。至于在何种范围以内，用何种方法，可以要求本世代人士多节约一些，以便为后人造充分投资之境，同时又与情理不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另行决定。
Ⅲ在其他几方面，以上这个理论之含意倒是相当保守的。固然。有几件事情，现在操之于私人之手者，将由国家集中管理；但是还有许多活动不受影响。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
还有，仅仅依赖银行政策对利率之影响，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最适度的投资量，故我觉得，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伴事情，由社会来综揽；但这也不是毫无妥协折衷余地，还有许多办法，可以让国家之权威之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强烈理由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政府权限以内。要紧的倒不是生产工具国有；只要国家能够决定（a）资源之用于增加生产工具者，其总额应为若干；（b）持有此种资源者，其基本报酬应为若干，则国家已尽其职责。
而且，实行社会化之种种必要步骤，也可以慢慢逐渐引进，不必打断社会上的一般传统。
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但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今设产量为已知，换句话说，设决定产量多寡之力量，不在经典学派思想体系之内，则经典学派所作分析，例如私人为追求自己利益将决定生产何物，用何种方法（即何种生产原秦之配合比例）生产，如何将最后产物之价值分配于各生产原素等等，仍无可非议。
又，我们对于节俭这个问题，虽然看法不同，但对于现代经典学派所说，在完全竞争以及不完全竞争两种情形之下，公益与私利二者平行不悻之程度如何，也没有什么非议。故除了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必须由中央统制，以便二者互相配合适应以外，实在没有理由要使经济生活比以前更社会化。
把这点说得更具体一些：就已就业的生产原紊而论，我觉得没有理由可以说，现行经济体系有把生产原紊作绝大不当使用之处。当然，预测不免有错误，然而这在中央统制计划之下也是免不了的。假使有1 千万人愿意而且可以工作，其中9 百万人得到了工作，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说，这9 百万人之劳力有使用不当之处。我们对于现行经济制度不满者，倒不是这9 百万人应当去做别的事情，而是其余1 百万人也应当有事可作。现行制度之缺点，不在实际就业者之工作方向，而在实际就业者之数量。
因此我同意盖赛尔之说，认为要补充经典学派理论之缺点，不在把“曼彻斯特体系”
（Manchester Ｓystem）一笔抹杀，而在指出须有何种环境，然后经济力量之自由运用才能把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当然，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须有的中央统制，已经把传统的政府机能扩充了许多。近代经典学派亦曾唤起注意，在几种情形之下，不能让经济力量自由运用，须由政府来约束或指导；但是还有很大一片园地可以由私人负责，由私人策动。在这个园地以内，个人主义之传统优点还是继续存在。
让我们停一停，温习一下这些优点是什么。一部分当然是效率高，这是管理不集中以及追求自己利益之好处。决策不集中以及个人负责对于效率之好处，恐怕比19 世纪所设想者还要大；而当代之不屑乞助于利己动机，亦嫌过火。除此以外，假使能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