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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昨日之所得。故罗伯森氏所用方法，虽然和我不同，但是我们二人，都想区别所得与有效需求二者，①在因果分析上，这是异常重要的区别。
Ⅳ现在我们要讨论另一个名词强迫储蓄（forced saving），以及与之相连的许多更空泛的观念。从这些观念中，可以发现什么明确意义吗？我在《货币论》中，曾经提及这个名词之初期用法，并且认为这些用法，和我当时所谓投资与储蓄之差别，有点接近。现在我不再敢确言，二者之接近性，有没有象我当时设想那末大。无论如何，“强迫储蓄”以及近人（例如哈那克教授或罗宾斯教授）所用类似名词，和我在《货币论》中所谓投资与储蓄之差，并没有一定关系，这一点我觉得很确定。虽然这些学人没有明白说明其所用名词之意义，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所谓“强迫储蓄”，是由于货币数量或银行信用之改变，所直接产生的一种现象，而且即以此种改变之大小，来衡量强迫储蓄之多寡。
（a）当产量及就业量改变时，会引起所得（以工资单位衡量）改变；（b）当工资单位改变时，会引起债务者与债权者之间所得之重分配，又会引起总所得（以货币衡量）改变；（a）（b）二者都会改变储蓄量。货币数量之改变，既可以影响利率，从而改变所得之数量与分配（以后将加说明），故货币数量之改变，可以间接引起储蓄量之改变。不过此种储蓄量之改变，并不较之由于其他环境之改变所引起者，更有“强迫”性。故除非我们用某种情形下之储蓄量作为标准，否则我们没有方法，区别强迫储蓄与非强迫储蓄。
而且（我们以后会知道）当货币数量增减某数时，总储蓄量将增减若干，实异常不定，还系乎许多其他因素。
故在没有规定一标准储蓄量以前，“强迫储蓄”没有意义。设我们以充分就业状态下之储蓄量为标准（这似乎是合理的标准），则可下定义如下：
“如果实际储蓄量，大于长期均衡中充分就业状态下之储蓄量，则谓之有强迫储蓄。”这个定义有意义，不过依照这个标准，则强迫的储蓄过度，将是非常稀少，非常不稳固的现象，强迫的储蓄不足，倒是常态。
哈耶克教授在“强迫储蓄说之发展”①一文中，指出这是这个名词之本义。
“强迫储蓄”或“强迫节俭”
（forcedfrugality），原来是边沁（J。Bentham）之概念。边沁明白说明，他先假定“各人都已就业，而且所就之业，对于社会最有利”。然后设想：如果在这种状态之下，货币数量相对相对于可以出售的商品数量而言增加，则将发生什么后果。①边沁指出，在这种情形之下，真实所得不会增加，故过渡时期中之额外投资，将引起强迫节俭，“因而牺牲生活程度（nationalfort），违反正义（nationaljustice）”。十九世纪学者，凡讨论此问题者，心目中都有同样观念，虽然不一定明白说出。不过要把这① 郝特雷先生指出，皮古教授所谓供给价格，实即边际劳力成本，见《经济》1934 年5 月号，第145 页。
郝特雷认为这点对于皮古教授之论证颇为不利。
① 我在该书中，认为雇主对利润之当前预期，乃决定于当前之实得利润。
① 参阅罗伯森：《储蓄和贮钱》（Saving and Hoarding），载《经济学杂志》，1993 年9 月号，第399 页；以及罗伯森、郝特雷及我三人之间之讨论，载《经济学杂志》。1933 年12 月号，第658 页。
个非常清楚的概念，推广之于非充分就业状态，则有若干困难。当然，设就业量增加，而资本设备不增加。则由于报酬递减律。已就业者之真实所得，会因之减少；但是要想把这种损失，与就业增加时可能有的投资增加，联系起来，恐怕不会有多大结果。无论如何，我还不知道近代学人之对“强迫储蓄”发生兴趣者，曾想把这个概念，推广之于就业渐增时情况。一般而论，他们似乎忽略了一点：要把边沁氏之强迫节俭概念，推广之于非充分就业情况，须有若干说明或若干修正。
Ⅴ储蓄与投资之意义甚为直截了当，但相信储蓄可以与投资不相等者仍大有人在，这个道理我想可以用光学上的错视来解释：存款者与其银行之关系，实在是一种两面的（tWo sided）交易，而却误认为是一种一面的交易。一般人以为存款者与其银行，可以互相串通，变一手法，一变以后，储蓄即消失于银行体系之中，不再用之于投资；或者以为银行体系可以使投资发生，而没有储蓄与之相应。不过，如果一个人要储蓄，则他必须取得一件资产，不论是现金、债权或资本；一个人要取得一件他以前没有的资产，则亦不出二途：或者社会上新产了一件资产，价值和他的储蓄相等；或者有人把他原有的、价值相等的一件资产脱手。在第一种情形下，有储蓄即有新投资与之相应；在第二种情形下，有人储蓄，有人负储蓄，二者价值相等。第二人之所以损失其财富，一定是因为他的消费超过了所得，而不是因为他的资本蒙受了资本帐上的损失。因为现在问题，并不在他资产之原有价值是否受了损失，而是在他依当前价值，出售其资产以后，并不以之转购其他财富，而却用之干消费；这就是说，他的当前消费超过了当前所得。而且，设银行体系把一资产脱手，则一定有人把现金脱手。故第一人与他人之储蓄总量，必定等于本期新投资。
说银行制度可以创造信用，产生投资，而没有真正的储蓄与投资相应，这种说法，只看到了银行信用增加时，所生后果之一部分，而未见及全部。
设银行体系并不减少其现有信用量，而创造额外信用，授与一雇主，该雇主则以之增加其本期投资；又设如无此额外信用，即无此额外投资；设属如此，则所得一定增加，在正常情形之下，所得之增量常超过投资之增量。
而且，除非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否则真实所得与货币所得皆同时增加。公众可以“自由选择”，如何把所得之增量分配于储蓄与消费；雇主实现其意旨一一即举债以增加投资之速度，亦不能大于公众决定增加其储蓄之速度，除非该雇主之投资，仅系替代其他雇主之投资者，故此增彼减，总投资并未增加。而且，如此产生之储蓄。其真实性与他种储蓄毫无二致。设银行体系增加其信用，则货币数量必增，但除非一人自愿持有货币，而不持有其他形式之财富，否则没有人可以强迫其持有此新增货币。但就业量、所得及价格不能不变，互相适应，故在新情况之下，自然有人愿意持有此新增货币。
我们承认，如果某方面投资之增加，事先未曾逆料，则在总储蓄与总投资方面，也许会有不规则现象发生；而若事先已充分料及，便无此类现象。
我们也承认，当银行信用增加时，可以引起三种趋势：（a）产量增加，（b）边际生产物之价值以工资单位计算增加（由于报酬递减律关系，此乃产量增加时必有之现象），以及（c）工资单位以货币计算增加（此常与就业情况之改善相伴俱来）。这三种趋势，可以影响社会各集团间真实所得之分配。
不过这种种趋势，都是产量增加这件事实本身之特征，设产量之增 加，并非由于银行信用之增加，而由于别种原动力，则以上三种趋势仍然存在。
要避免这种种趋势，只有不让就业状况改善。以上所述，有许多是以后讨论中得到的结论，此处提前应用了。
旧说认为储蓄常常引起投资，新说认为可以有储蓄而无投资，或有投资而无“真正的”（genuine）储蓄，二说相比，旧说虽然不完全，容易引起误解，但比之新说，在形式上尚较为健全。旧说之误，在于由此推论，如果个人储蓄，则总投资亦必作同量增加。个人储蓄可以增加其一己之财富，这是不错的；但由此推论，以为亦可增加社会全体之财富，则忽视了一个可能性：
即一人之储蓄行为，可以影响他人之储蓄，因之影响他人之财富。
储蓄与投资恒等，而个人似乎又有“自由意志”，可以任意储蓄，不论他自己或别人是否投资，投资于什么。这二者之所以能调和，主要是因为储蓄与消费相同，也是一件双面的事情。他一己之储蓄量，虽然对于他本人之所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