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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画家在自己的画作里留下一个不为人知的签名，像兵马俑的工匠，在那些埋藏在地下的偶人身上，留下一个属于自己的标记。苍茫世界，光留下不朽的作品是不行的，还要留下一个记号，在这个作品脱离自己之前，用这个记号拴住它。所以，后人在观看希区柯克的电影时，又多了一项乐趣，就是在影片中寻找作为路人出现的那个大肚子男人。他总是孤独地走过，偶然有伙伴，也不过是条宠物狗。
后代的影人都学会了，都在这种客串里寻找点小小的乐趣，而那些以他的学生自居的导演，就更不会遗漏这项标志性的行为。最著名的当属奈特·沙马兰，在他导演的《第六感》里，他是那个心理医生；在《惊兆》里，他是那个沉着脸向水边逃跑的邻居；在《水妖》里，他客串的作家角色，不但戏份很多，而且几乎是整个故事最重要的角色；而在《灵异村》里他之所以没有露面，是因为受影片的时代和地域背景所限，因为，根据1900年的美国人口资料，故事发生的1897年，生活在美国的印度人有2050名，却没有一位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
在影片中客串的不仅限于希区柯克的门徒，也不限于自己创造的作品。以影人的身份在自己或朋友的电影中小小地露个面，倒为电影增加许多趣味点。昆汀·塔伦蒂诺总是在自己的电影里客串一个死得很惨的坏人，而刘镇伟曾出现在《赌圣》、《大话西游》和《天下无双》里；许鞍华在《金枝玉叶2》中扮演过空姐，在之前上映的《我要成名》中，她扮演一个导演；李安在《喜宴》中扮演一位婚宴上的宾客，并说出了全片最著名的那句台词：“你看到的是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有的客串甚至很有成就，徐克在《最后胜利》中扮演黑帮老大，并因此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我们的导演也学会了。贾樟柯电影里，到处是这种趣味点。诗人西川在《站台》里演过文工团长，而在《三峡好人》里，有人亮出了神秘的幕后大老板的照片——她承包了拆除整个县城的大工程！而照片上那位美女，是诗人翟永明。
《捉贼记》一九五五年
俗世的黄昏
在周晓文1988年导演的电影《疯狂的代价》里，我看到了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只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西：通俗文学杂志。
它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前身是火车上卖给乘客的小报，最起初叫“法制文学”，因为多半是案例，有时候会加上“内部参考”的字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卖两块钱，即便在现在，以一份报纸来说，也是惊人的高价，但那时候读物少，是本小说，销量都在七、八十万册以上，何况这样厚实耐读的东西。1983年，我们从新疆回内地，一路上，车厢里的所有人，人手一份这种报纸。读报的姿势也如出一辙，高高举着，挡在面前，标题耸人听闻，诸如《江青身边的人》、《渔网里的女尸》等。整个火车车厢里，只看得见一片白花花的报纸。
既然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它便迅速成熟起来，几乎是迎风见长，案例渐渐变少了，侦破、推理小说开始出现。随后又有了武侠言情、民国故事、民间传说、恐怖小说、神秘小说、知青回忆录，就连现在被当做新发现的特情小说，那时候也不过是寻常。这时，它的名字也改了，叫“通俗文学”。报纸装不下了，就参考那时候的金庸梁羽生小说的样式，做成了杂志，十六开，两百页左右，封面常有如下几项基本要素：浓眉大眼、英气勃勃的警察，妖娆万状、胸脯丰满的美女，猥琐的、满面青光的坏人，标题则是粗陋的美术字，这风格全国统一，极易辨认，价格也是全国统一，两块五毛钱，或有浮动，也在这个标准价格上下波动。
《疯狂的代价》中，少女兰兰被强奸，歹徒弃下的车上，就丢着一本通俗文学杂志，用来说明他是如何学坏的。伍宇娟演的姐姐青青，看到这本留在现场的杂志，顿时就抓狂了——她的男友开着一间临街的书店，卖的就是这种杂志。她跑到男友的书店去，连撕带扯，还把所有的书都扫到地上。后来常戎演的歹徒孙大成被认出来，也是在书店门口——他又按捺不住，去买那种杂志了。这部用裸镜开场的电影，却用一种隐含的批判作为整部戏的副线，态度十分有趣。
但批判也批判不了多久了。这种杂志并没能猖狂下去，没能顺利地进入下一个十年。能够容得下它以及昙花一现的世俗文化的，只有八十年代。阿城在《闲话闲说》里说，中国人最注重世俗生活，“中国文化基本就是世俗文化”，但这种世俗生活后来被破坏了，中国人的世俗文化和世俗空间，也都在被扫除之列。所谓现代国家，只是高度控制、景象肃穆、水清无鱼的“完美世界”。通俗文学杂志，显然是不见容于这个“完美世界”的，它和世俗文化一样，都只能在八十年代短暂复兴。
最明亮时总是最迷惘，最繁华时也是最悲凉。俗世复兴的八十年代，却也是俗世的黄昏。它自己大概也知道，所以总有种大限将至的猖狂和绝望。我经常在旧书摊上搜寻这种杂志，一块钱一本，买回来又嫌它脏，只好戴着乳胶手套看，像是在作案，正好配得上八十年代那种紧张浓郁的气氛。
白这个颜色
休·格兰特早年演过一部《白蛇传说》（又译《蛇妖》），导演是大名鼎鼎的肯·罗素。以苏格兰荒原上的白蛇传说作为脚本，整个故事非常阴郁恐怖，一下就让人想起我们的《白蛇传》。作为主角的蛇，为什么不约而同的是白色？为什么白色就给人不祥和妖异的感觉？
对“白”这个颜色，赫尔曼·麦尔维尔在《白鲸》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白鲸的白色”，列举了许多白色“会优雅地显得更美，仿佛会使它本身增加一种特殊的价值”的例子。他又说：“在这种颜色的最深切的意象中，却隐藏有一种无从捉摸的东西。这种东西，其令人惊恐的程度，实在远超于赛似鲜血的猩红色。”因为白色是“最具有意义的神力的象征……一切事物中的强化了的神力，就是最使人类惊吓的东西。”所以，白色是“无从捉摸的”、“可怖的”、“幽灵般的”、“令人丧胆的”。
与“神力”有关的事物，与惊怖也最近。例子不少，白色的动物就常常给人惊怖之感。尤其是，当“白”遇见了“蛇”。
白色的动物的确存在，一些动物的白色是正常的。但另一些的白，是不正常的，是基因（〃文〃）突变或者（〃人〃）其他目前还（〃书〃）不能确定的（〃屋〃）原因导致的结果。他们把这些动物叫做“白化动物”，类似于人类的白化病，十分罕见。因为罕见，白化动物要么成了珍宝，要么是不祥之兆。纣王囚禁文王，周臣散宜生拿了两只白狐进贡。《史记·周本纪》里，周穆王出去讨伐，“得四白狼、四白麂以归。”郎世宁当宫廷画家那阵，为显示“中华之物力”是何等丰富，画了许多白化动物。
而作为动物的蛇，与别的动物又不一样，它不够舒展，不开阔通泰。它是淫邪的、阴毒的、冰冷粘腻的，它的形状所勾起的联想，是和情欲挂钩的。所以我们的始祖伏羲、女娲人首蛇身，西方人所认为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受的是蛇的引诱。它始终担当着生殖和繁衍的形象代言人。一边完成着快乐以及生命的延续，一边要自责，因为下意识里，生命必须是苦的、痛的、煎熬的，稍微放纵一下，即便是以延续后代的名义，也对不住这苦和痛。两难之间，情欲被赋予了一个邪恶的、令人厌弃的形象，以警示自己。
于是，在《白蛇传说》或者《白蛇传》这样的故事里，白蛇，被用来尽情表达对情欲的恐惧。一个阴郁的故事，作为标杆，立在那里，说明我们多么害怕自己，曾经，现在，或许永远。
版画家洛克威尔·肯特为小说
《白鲸》作的插图
谁不是门外汉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著名女歌手玛丽安娜· 菲斯福尔（ MarianneFaithfull），几年前主演了电影《艾琳娜的手掌》。电影中五十多岁的寡居老太太，因为孙子生病，急需钱款，于是下海赚钱，最后不但赚够目标款项，还赢得了爱情。可惜观众对该片最常见的那个译名《洞里春光》十分不满，觉得太过粗俗直露，建议改为《素手艾琳娜》，因为，主人公是临时客串那份工作，是个“素人”。
素人，在汉语词典里的释义是“平常的人”。朱自清就据此自称“素人”，认为自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