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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浮夸的信充满着沉痛的傲气，那是二十一岁的艺术家往往表现得过分的。吕西安写完了信，一颗心飞回老家，看到大卫牺牲了一部分积蓄替他装修的美丽的房间；他曾经体味过的安静，朴素，小康的乐趣，历历如在目前；周围全是母亲，妹子，大卫的形象；他们临别的哭声又听见了，他自己也不由得哭了，因为他一个人在巴黎，没有朋友，没有依傍。
过了几天，吕西安写信给妹妹。
亲爱的夏娃，做姊妹的特别不幸，只要听到献身于艺术的弟兄报告生活，心里总是苦多乐少，现在我就怕加重你的心事。你们不是都为我作了牺牲吗？我不是把你们每个人都拖累了吗？我想着过去的日子，家庭中的快乐，才能忍受眼前的孤独。在巴黎尝到了初步的苦难和初步的幻灭以后，我怎么能不超越我们之间的距离，象老鹰一般快快的飞回老巢，到真正爱我的环境中来呢？你们的灯光有没有闪动？灶肚里的木柴有没有滚下来？耳朵里有没有嗡嗡的响声？母亲可曾说：——吕西安想念我们？大卫可曾回答：——他在人海中挣扎？亲爱的夏娃，这封信我只写给你一个人。将来我遇到的善恶祸福也只敢告诉你一个人。说到善恶也真可叹：世界上应当善多恶少，而这里偏偏相反。你只要听我几句话就能知道许多事情：德·巴日东太太觉得我丢了她的脸，到这儿第九天就翻脸不认人，把我打发了，赶走了。她见了我掉过头去；而我因为她要捧我出台，因为要跟着她踏进上流社会，在昂古莱姆好不容易张罗的两千法郎已经花了一千七百六。你不是要问怎么花的吗？唉！可怜的妹妹，巴黎真是一个怪地方：十八个铜子可以吃顿饭，上等酒家最普通的一餐要五十法郎；有四法郎的背心，有两法郎的裤子，时髦裁缝少了一百法郎不给你做。雨天街上积水，过街要付一个铜子。不管路程多近，雇一辆车至少一法郎六十生丁。我住过了繁华地段，如今搬在克吕尼街，巴黎最破落最黑的一条小街，挤在三座教堂和索邦的古老建筑之间。我在克吕尼旅馆住着五层楼上的一个房间，空无所有，脏得厉害，房租还得十五法郎一月。中午吃一块两个铜子的小面包，一个铜子牛奶；晚饭在弗利谷多饭铺吃，二十二个铜子一顿，吃得挺好，铺子就在索邦广场。到冬天为止，每月开销不至于超过六十法郎，至少我这么希望。开头四个月，我的二百四十法郎可以对付了。四个月内，《查理九世的弓箭手》和《长生菊》大概能卖出去。因此你绝对不用为我担忧。目前固然冷冰冰的，又清苦又寒伧，前途却是美妙的，富裕的，灿烂的。最近的变故使我受了伤害，可没有把我压倒。多数大人物全受过这一类的挫折。伟大的喜剧诗人普劳图斯做过磨坊伙计。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是夜晚写的，白天还不是和工人们在一起？了不起的塞万提斯在勒班陀战役①出过力，丢了一条胳膊，被当时一般不入流的文人叫做下贱的独臂老头；不朽的《堂吉诃德》写了第一部，隔了十年才完成第二部，因为没有人肯印。现在的局面不至于到这一步。只有怀才不遇的人才苦闷潦倒；作家出了名就有钱，将来我一定有钱。我此刻完全靠思想过日子，大半天的时间在圣热内维埃弗图书馆补足我缺少的学识，不下这番苦功决不能有大发展。所以我差不多快乐了。仅仅几天功夫，我已经高高兴兴地适应我的处境。天一亮我就做我喜欢做的工作，不用担心生活；我想得很多，我研究学问。退出了上流社会，虚荣心不再时时刻刻受委屈以后，还有什么能伤害我呢？一个时代的伟人应当离群索居。他们不是森林中的鸟儿吗？只管歌唱，让自然界听着出神，不叫一个人看见。我预备这样做，只要能实现我宏伟的计划。我失去德·巴日东太太毫不惋惜。这种作风的女人根本不值得想念。我也不懊悔离开昂古莱姆。那女的把我扔在巴黎独自打天下，倒是对的。巴黎是作家，思想家，诗人的乡土。惟有这儿能培养一个人的声名；而声名所产生的美丽的果实，我已经看到了。惟有这儿，在博物馆中和私人的收藏中，作家能看到以往的天才的不朽的作品，使我们的想象受到鼓舞和刺激。惟有这儿，在规模宏大，终年开放的图书馆中，能找到知识和精神食粮。总之，巴黎的空气和一切极细微的事情都有一种精神，文艺作品受到感染而反映出来的也就是这种精神。在咖啡馆或者戏院里谈半小时话，比在外省住上十年学到更多的东西。的确，这儿样样值得你观看，比较，样样能提供你知识。物价贵到极点，也便宜到极点，这就是巴黎。每只蜜蜂能在这里找到它的蜂房，每颗心灵都有适合它的养料可以吸收。即使眼前苦一些，我并不后悔。美丽的远景摆在面前，我的心虽然痛苦了一个时候，看到前途也快慰了。再见了，亲爱的妹妹，别希望我经常写信。巴黎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的。生活的速度快得惊人。我热烈拥抱母亲，大卫和你。
①勒班陀，希腊一地名，塞万提斯于一五七○年投入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一五七一年参加著名的勒班陀战役，受了三处伤，左手残废。
幻灭 二 弗利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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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记得弗利谷多的名字，他的铺子可以说是解决饥饿，救济贫穷的庙堂。王政复辟最初十二年间住过拉丁区的大学生，很少不是弗利谷多的老主顾。晚饭一共三道菜，加上一壶葡萄酒或者一瓶啤酒，定价十八铜子，多付四个铜子就能有整瓶的酒。同行的招贴上印着“面包尽量”几个大字，就是说不怕客人“过量”；这种营业方针使那位照顾青年的老板不曾发大财。好些显赫的要人都经过费利谷多哺育。在索邦广场和黎塞留新街的拐角儿上，不少名流一看见装着小格子的玻璃门面，心中便浮起许许多多无法形容的回忆，觉得意味深长。七月革命①以前，弗利谷多的儿子孙子从来没改动门面，玻璃老是那暗黄的色调，一派古老稳重的气息表示他们不喜欢招揽顾客的外表。现在的饭店老板几乎都拿中看不中吃的玩意儿做广告，橱窗里陈列的有扎成标本一般，根本不预备烧烤的野味；有希奇古怪的鱼，正如唱滑稽戏说的“我瞧见一条出色的鲤鱼，要买也不妨等上十天八天”；还有名为时鲜而早已落市的蔬果，摆得五花八门，给士兵和他们的乡亲看着取乐。老实的弗利谷多不来这一套，只用一再修补的生菜盆装满煮熟的李子，叫顾客看了眼睛舒服，知道别家饭店在招贴上大吹特吹的“饭后点心”，在这儿不是一句空话。六斤重的面包切成四段，保证“面包尽量”的诺言。这就算铺子的排场了。主人的姓大有文章可做，②如果早生两百年，莫里哀准会替他扬名。弗利谷多饭店至今存在，只要大学生想活下去，那铺子一定能开下去。大家在那儿照常吃饭，东西既不多，也不少；吃的时候也象工作的时候一样，心情或者阴沉，或者开朗，看各人的性格和情形而定。那有名的铺子当时有两间又长、又窄、又矮的餐厅，凑成一个直角，一间面对索邦广场，一间面对黎塞留新街。桌子特别长，颇有修道院风味，不知从哪个修院饭厅搬来的，刀叉旁边的饭巾套着湛亮的白铁箍，刻着号码。在老弗利谷多手里，桌布每逢星期日更换一次，据说后来弗利谷多的儿子改做一星期换两次，因为同行竞争，老店受到威胁。这铺子好比一个工具齐备的工场，而不是豪华富丽，大开筵席的礼厅，客人吃完就走。店里忙得很，侍应的人来来去去，从来不闲着，大伙儿都在干活，没有一个多余的人。菜的品种不多。马铃薯终年不断，爱尔兰连一个马铃薯都没有了，到处都绝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