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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被那位日本宪兵发现精通日语后不久，武吉丁宜宪兵分队长便亲自来到巴爷公务，要带他去宪兵部充任通译。因为当时苏岛日军和宪兵部没有人懂当地语言，急需郁达夫这样的人做译员。面对这突然而来的情况，郁达夫显得并不慌张，以冷静的态度表示自己是做生意的，不能把生意事务丢弃。但是那宪兵队长却说，这是军令，一定要服从。这时郁达夫知道不管怎么说也是无用的了，否则会马上没有命的。因而，他只好被那宪兵队长带去武吉丁宜。进了宪兵部这一魔窟后，郁达夫装作是一个有钱的商人，不懂与政治有关的事，只答应暂时帮忙翻译，不收受宪兵部的薪金。在被迫担任通译后，他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努力保存自己，不做有利于侵略者而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事情。当时，日本宪兵经常抓到有嫌疑的印尼人来审问。因为宪兵完全不懂马来话，审问时都要郁达夫作翻译。他便把印尼人所供的罪证减轻，因此使不少被捕的印尼人获得释放。有时，他获悉有华侨被暗探告密后，就立即通知当事人注意。发现有被拘禁的华侨时，他更是暗中营救他们出来。所以，在他开始任通译的二三个月内，没有一个华侨遭受宪兵杀害。郁达夫当时利用自己任通译的方便，暗中保护爱国华侨的做法是大胆而又巧妙的。譬如，据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说，当郁达夫进宪兵部不久，就有棉兰某大侨领的儿子带了四五个华侨，奉棉兰日本宪兵部的命令缉拿华侨抗日领袖陈嘉庚及其党羽，来武吉丁宜宪兵队请求协助。他们不懂日语，郁达夫翻译时故意添上了使日本人不高兴的话。宪兵就把他们痛骂一顿，遣送回去。临走时，郁达夫对他们说：“你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许。”他们这伙汉奸败类以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只好连声答应着“是，是”，垂头丧气地走了。又如，郁达夫还经常劝说当地的华侨不要闹宗派，不要相互损害，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敌人的巢穴里，在敌人的眼皮和刺刀底下，郁达夫能够做到这样，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这表明，他除了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置生死于不顾之外，还善于斗智，设法迷惑敌人，隐蔽自己。上面已经说过，郁达夫装作为一个富商。为了显示出像富商的样子，他先是在巴爷公务租了一幢荷兰式的小洋房，后又成为巴东荣生旅馆的股东之一。一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便离开武吉了宜宪兵部，来往干巴爷公务和巴东之间，而且常常去庙堂、餐馆、巴杀，甚至“枇杷门巷”和“小姐闺阁”，以便麻痹敌人。
1942年9月间，为了掩护自己和汇集在巴爷公务的许多文化人，并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利用实武牙前筹赈会主持人托人送来的救济费四百盾和当地华侨投资的一二百盾，开办了一个“赵豫记酒厂”，厂址设在巴爷公务的鲁朴西兰街，郁达夫任头家（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管帐务，有20名华侨职工。酒厂开办之初，未能赚到钱，至1943年1月，随着巴爷公务进驻了“富7917部队”，日军大增，酒的销路才大大增加，每月都能赚到数百盾。这样一来，郁达夫不但有了一定的收入，而且不时可以请日本宪兵喝酒，他们便更加相信他是有钱的华侨商人，对他较少怀疑。不久后，为了进一步改善难友们的生活和使日本人不怀疑，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又集资办了一家造纸厂和一家小型肥皂厂，都由郁达夫出面担任头家。后来，这两个厂因辅料来源困难和缺乏销路而停产，但酒厂却一直生意兴隆。而且，郁达夫还有意使酒含有高浓度的酒精，让日军喝了后身体发生毛病。
尽管如此，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还是常常问他：“你的夫人呢？”郁达夫问总是说：“太太死了，儿女都在国内。”但他耽心时间长了，难免引起日本宪兵的更大疑心，因而决心再婚。在朋友和熟人的帮助下，他先后见过幼稚园教师李小姐等几位女姓，但都未能成功。最后，他认识了巴东的何丽有。何丽有，1924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的一个贫穷人家。她的父母生有7个子女，她排行第三。当她10岁时，被卖给一个姓陈的作养女，改名为陈莲有，后来姓陈的一家人把她带到苏门答腊的巴东定居。她没有受过教育，能讲粤语和印尼语，长相说不上美丽，但品性纯朴勤劳。郁达夫认为跟她结婚，既不会暴露自己，又有利于减少日本宪兵的疑心。于是他于1942年7月20日在巴东和她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到1943年9月15日，他在巴东荣生旅馆正式跟她结婚。虽然没有举行什么婚礼，只是由友人紫微在婚宴上宣布了一下，但设的婚宴却很隆重，“可说是把巴东侨界之精英，各党各派领袖，社会名流，大都请到了”。这显然是有意郑重其事，以扩大社会影响。婚后，郁达夫带着何丽有回到巴爷公务，过着表面上颇为舒服的生活。为了使何丽有在日本人面前显出富有商人太太的派头，郁达夫特意顾了两三个“娘姨”，供她使唤。而郁达夫自己，则整天过着散漫悠闲的生活，有时也打打麻将。这样，他们夫妻俩相处得很和谐，但何丽有却一直不知道郁达夫是什么人。有一次，郁达夫问何丽有道：“你看我究竟是作什么的？”她望了望他足有一万余册的书说：“我看你呀，我看你是一个‘都岗八杂’，哈哈哈。”而郁达夫却总是喜欢在众人面前，称何丽有为“婆陀”。所谓“婆陀”，就是马来话“傻瓜”的意思。由此，便可看出郁达夫当时跟何丽有结婚后的心态感情了。正因为郁达夫这样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迷惑敌人，因而武吉丁宜的宪兵一直不知道“赵廉”就是郁达夫，相信他是一个从小随父在东京做过古董生意的富商，甚至还似乎认为他是一位可以相信的通译。据说，郁达夫曾在一天晚上，跟友人紫微一起散步，走到很少行人的新甘邦尼士街上时，他黯然的说：“他们把很秘密的事情都拿来和我商量，我怕”。但是，郁达夫深深懂得，知道日本宪兵的秘密越深，危险性也就越大。因而，他一直在设法脱离武吉丁宜及宪兵部。1943年初，日军把武吉丁宜定为苏门答腊的首府，并设置宪兵队总部。郁达夫便于这年2月向宪兵分队长提出辞呈。他辞职的理由是患有肺病。并买通一位日军医生开了一张证明，证明他确有肺病。那宪兵分队长因自己的职务也将有变动，又很怕宪兵们传染上肺病，便同意了郁达夫辞职。不过，他也要郁达夫答应有必要时再来帮忙。郁达夫自己也只能表示同意。于是，郁达夫好不容易在武吉丁宜日本宪兵分队熬了8个月后，终于得以离开了。
郁达夫离开武吉丁宜宪兵部后，回到巴爷公务，继续和胡愈之等人致力于办好酒厂，不久还集资在士都朱办了一所华侨农场。同时，他继续设法应付日本宪兵的纠缠，他们来到他的家里要吃要钱，他都只好尽力予以满足。总之，他仍然装作为一个富商的样子来掩护自己。可是，到1944年初，汉奸洪根培向宪兵总部告发了他的真实身份，诬陷他为联军间谍，使他陷入极端危险的处境。这个洪根培原籍福建，是在新加坡兴亚炼成所受过训练的文化特务，对新加坡文化界情形很熟悉，1943年初，他随苏岛宪兵总部来到武吉丁宜后，就知道赵廉是郁达夫的化名。但他一直与郁达夫虚以应酬，时有往来，未敢告发。直到1944年1、2月间，才加害于郁达夫。洪根培之所以告发郁达夫，原因在于郁达夫营救过他的情敌。据说，洪根培曾追求过巴东的一位受过中等教育的黄小姐，遭到拒绝。不久，黄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