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陈杭，字济川，以字行，1902年生。民国初年来京进隆福寺文奎堂旧书铺从王云瑞学徒。在北京内城，隆福寺也是个古旧书铺集中地，有好多名店，文奎堂就是其中之一。它的生意做得比较活，广泛交往，不仅国内知名，连日本、朝鲜的学者也与文奎堂来往十分密切。这就培养锻炼了陈济川的善于交际、广泛交友的经营本领。他精明干练，头脑清楚，办事能力强，23岁到来薰阁不久，就把店内店外整理的井井有条。他经营过书籍，过手不忘：提到某书，他会立时说出书的年代、版本、内容特点、哪年收进卖出、价格几何、后来流向等等。其叔见他如此能干，干脆把掌柜一职让给他，让他放手开拓业务，自己歇肩养老了。
陈济川把文奎堂的很多好作风和一些多年交往的国内外顾客带到了来薰阁，又新结交了一些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郑振铎、陈垣、沈兼士、沈尹默、马裕藻、马衡、胡厚宣、魏建功、老舍、赵万里、向达、陈梦家、傅惜华、吴晓铃等，以及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告、长泽规矩也，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狩野君山，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中国近世戏曲史》作者青木正儿等。有些人与他成了莫逆以至生死之交。
在陈济川主持下，来薰阁大量收进名书好书。陈和伙友外出到各省收书，买到各种宋堑元刻、明版清刊的善本珍籍。像明末富春堂刻印的各种唱本，清著名藏书家杨绍和收藏的《蔡中郎集》、《中关纪闻》等，其中有的书还有名家黄丕烈的批校和题跋。还购自天津李善人家旧书两卡车，其中有宋元版书若干。建国后还收到不少珍本书籍。其中有两种，陈最为得意：一是解放前收得的据明万历刻本、清康熙五年重修本《忠义水浒传》，有李贽李卓吾评点，收购价一两黄金，后来捐给国家，现藏国家图书馆。另一是与人合伙收得明弘治年间刻本《西厢记》。明刻《西厢记》不下几十种，大多是明万历之后的刻本，而此书刻于明弘治，要比一般明刻本早七八十年，可称迄今发现最早的《西厢记》完整刻本，堪称海内孤本，弥足珍贵。此书现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
陈济川接手来薰阁后，调整经营方向，主要为科研、教学、机关学校和专家学者的需要服务。业务也很快发展起来，书店门面又扩展了两间，后面还有延深院落，店伙增加到二十多人，成为当时琉璃厂一家最大的古旧书店。此外，还在上海开了来薰阁分店。处理收售名书好书外，亦与许多有实力的旧书铺一样，投入资金，编印“坊本”，计有：
《胡氏书画考》三种，《古文声系》二卷，《段王学五种》，《段契摭佚》一卷附《考释》一卷，《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不分卷，《书经》六卷，《诗经》八卷，《山带阁注楚词》六卷附《余论》二卷，《楚词说韵》一卷，《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弟子错立身”》，《越谚》三卷，《广韵》五卷，《南唐二主词》一卷等。分别为木原版刷印、影印、铅印不等。
《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琉璃厂旧书业领军者（2）
短短一二十年，来薰阁在陈济川主持下，在名闻遐迩的20世纪中期琉璃厂古旧书业中名列前茅，年营业额达10万元。
重义轻财 ？摇陈济川与名人学者的交往
笔者很小时就认识这位陈济川叔叔。他个子高，头大，人爽朗，大嗓门，爱说爱笑，因而得了个外号“陈大头”。来薰阁与先父当经理的会文堂新记书局是相隔不远的斜对门。陈比先父小5岁，先父本着睦邻精神，也有意与这位陈叔叔交往。他去过我们家，吃过饭也打过牌，父亲就直呼他的绰号“大头”，他也笑容满面。虽然他们新旧书业不同行，也没有什么业务来往，但他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表面上看，陈济川一天大大咧咧、忙忙叨叨、风风火火，见了人，不管是谁，总要打招呼，但说不了几句又忙着走了，都以为他是个粗线条的人。其实他心里很细，是非分明，好多事情，他不言不语安排得熨熨帖帖，做得有情有理。
陈济川在1928到1930年不到30岁的期间，曾应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长泽规矩也等人的邀请，四次东渡日本访问，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九州、福冈等地展销并收购中国古籍，并结识了日本一些专营中国古旧书的书店、书商，访问了不少学者、藏书家、图书馆。经过多次出国展销，来薰阁在国内外的名声大振。而在琉璃厂相对比较保守的旧书界中，他是个别而勇敢的。
但这种文化友谊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不能不暂时中断。而他则尽己所能支持帮助被日本人迫害的文化界朋友。“七七事变”前，他由魏建功先生介绍，在来薰阁书店中接待了朝鲜学者金九经先生，负责其食宿。抗战爆发后，有抗日言行又发表过大量爱国抗日作品的郑振铎先生，在上海沦陷区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通缉搜捕，处境十分危险。陈济川毅然决定让郑先生隐藏在来薰阁上海分店的库房内很长时间。郑先生并以来薰阁为聚会点，与徐森玉、王伯祥等进步文化人士经常碰面。郑先生专门研究中国民族传统俗文化，对包括戏曲、小说、弹词、宝卷，尤其对有插图的书刊，有着强烈的兴趣爱好。陈在收购书籍时积极予以配合。郑最爱逛的书店就是来薰阁，不管在上海还是北京，几乎日日必到，每来必有所得。1942年来薰阁上海分店收进一部《太音大全集》，两册，明正德、嘉靖年间刻本，附有精美插图百余幅，还有历代名家题跋。郑闻讯大喜，奈何囊中萧索，力不从心。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凡遇好书，“力所不及，则节衣缩食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在来薰阁的耐心留存下，此书终被郑先生购去。建国后，该书被收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五函中。
陈济川与北京大学已故著名教授魏建功的友谊更是深厚无比。抗战前，魏曾留学朝鲜，他与夫人王碧书的信件往来，都由来薰阁收转。抗战胜利后，魏先生一度曾受聘担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从重庆起程赴台湾，带领教授台静农、何子祥、张宜忱等和学生共40多人，路过上海，以来薰阁上海分店为中转站。魏夫人率子女从重庆去台湾，路过上海时正逢中秋佳节，却苦于经济拮据，困在那里。来薰阁分店及时送去白面、猪肉和钱，真是雪中送炭，魏夫人十分感动。建国前后，魏建功先生经常介绍好多学界朋友到来薰阁选购图书；他编辑的《钱玄同遗墨》、《中华新韵》等书也由来薰阁上海分店出版发行。1980年魏先生临终前，对子女言：“你们以后不能忘了来薰阁书店的朋友和陈杭一家，他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陈济川是书店老板。经营店铺，利润是第一位的。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时还要牺牲一点财帛，以全义气。在日伪侵占北京期间，诸事险恶，买卖不好做，琉璃厂的旧书、古玩、新书、南纸等行业，大多生意不如过去，来薰阁也不例外。陈济川是个乐天派，整天还是那么嘻嘻哈哈的，四处张罗，大家以为他的来薰阁底子厚，还顶的住，这话也不假。但相对说，在旧书商中，他的民族正义感是较强的，在暗地里悄悄地做了一些对抗日有利的事。他除了在上海想方设法帮助掩护进步的文艺人士外，还通过谢国桢教授的关系，把一批敌伪禁运的图书偷偷运送到解放区。虽然数量不算大，但等于渴中送水，一定程度缓解了解放区缺乏图书的困难。抗战时大批教育单位、学者教授文化人奔往大后方，也是十分缺乏必要的书籍资料。这些东西在北京有，敌人控制很严，沦陷区与大后方间通邮十分困难，一封信要辗转绕好几个地方，几个月才能收到。已撤退到四川的专门研究考古的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教授，更是缺乏研究资料，写信给陈，请他帮助购书。陈济川就把《双剑誃殷与骈枝》、《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等重要考古书刊，拆散后，单页装入信封，分多次陆续寄给身在大后方的胡教授。胡先生收到辗转几地、被污得油渍麻花的北京来信，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用“久旱逢甘霖”一语形容当为贴切。抗战胜利后，胡教授回到北平，安顿好后，立即奔赴琉璃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