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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陆蠡与张宛若女士结婚，4个月后陆蠡即遭杀害
表现得极为坚强。日本人问他：“你爱不爱国？”他大声回答：“爱国！”又问：“日本人能不能征服中国？”他回答：“绝对不能征服！”他每次受审时的口供都让身边的狱友“胆寒色变”。
7月21日，陆蠡被押出牢房，说是释放，但从此“失踪”，再也没有回来。以后，朋友们就把这一天当作他的遇难纪念日。
他的朋友吴朗西说他个性死硬，在任何强暴前面都不会低头，这正是鲁迅所说的台州式的“硬气”和“迂”（陆蠡是台州人）。吴朗西说：“陆蠡太傻了，然而他的可爱，感召我至深的，就是这一股傻气、正气。”
陆蠡在大学读机械工程专业，最终却成了散文家，留下了《囚绿记》、《竹刀》等传世的名篇。他还翻译过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罗亭》、《烟》等小说。但与这些文字相比，陆蠡相信：“世界上，应有更高贵的东西。”慷慨赴死，义无反顾是“傻气”，是“硬气”、“正气”，更是这种“高贵”的体现。他的死难比他那些美丽的文字更加感人，他用34岁的生命书写了一首正气歌，1942年的中国将因陆蠡之死而永远沉浸在悲痛之中。
［记事］
2月7日，国民党当局通过《图书送审须知》。
2月16日，国民党当局通过《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办法》。
3月7日，国民党当局公布《审查处理已出版书刊细则》。
4月16日，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实施无线电收音机登记，各地警察局作为登记执行机关，目的是防止老百姓收听抗日广播。
5月5日，国民党当局公布《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
5月17日，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等经济学、社会学教授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公开批评国民党当局的物价政策。
1941年12月26日日本侵略者封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时的贴条及1942年1月16日启封时的贴条
5月29日，国民党当局公布《国家总动员法》，第22条规定：“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为一定之记载。”第23条规定：“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自5月5日起实施。
6月，《华北文艺》主编蒋弼惨遭日军杀害。
9月29日，汪伪“南京政府”公布《无线电收音机取缔暂行条例》、《违禁收音机使用持有特许标准》、《各地违禁收音机特许委员会组织办法》。“违禁收音机”是指有短波装置的收音机。
9月，国民党当局连续公布《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出版品审查法规与禁载标准》。
11月25日，日本海军查封上海《申报》，起因于日本海、陆军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利益之争。12月8日，日本驻沪海军报道部捧出他们手中的傀儡陈彬和，《申报》复刊。同月，日本海军取代陆军接管《新闻报》。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43年：《看重庆，念中原》令蒋介石震怒
笔底波澜
1943年：《看重庆，念中原》令蒋介石震怒
1943年，岁在癸未。2月2日，继张季鸾之后主持重庆《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读了记者张高峰采写的《豫灾实录》通讯之后，心情激荡，挥笔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页162、163—164。
此文一出，国人争相传阅，蒋介石龙颜大怒，《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2月4日的王世杰日记中说：“《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这是《大公报》和王芸生的光荣。《看重庆，念中原》如同一块纪念碑一般屹立在百年言论史上，成为知识分子以言报国的象征。
3月7日，著名女记者子冈在《大公报》桂林版发表通讯《重庆低喟》，其中记下了宋美龄在美国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中国人民在社会方面素持民主精神，目前中国正依赖报纸协助完成政治上之民主。”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右）与同事合影
然而，无论这位第一夫人在美国说得如何漂亮都是当不得真的，仅仅一个月前，《大公报》重庆版就曾被停刊三天；2月8日一天之内，国民党中宣部就密令搜查了生活、读书、新知及大陆图书公司4家书店；2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新闻记者法》，对新闻记者提出种种限制，几乎受到新闻界一致的反对。
难怪子冈接着宋美龄的话说：“这也许真是人民心中的愿望，但是报纸要尽这个伟大的职责，尚有待客观环境的开展。叶楚伧氏要求新闻界多作积极的建议，勿做消极的批评。可是要把这两种工作划分清楚，是不能如水与油那样容易辩明的。而且读者与政府对报纸的期望，往往是相反，或者可以说读者的要求更多些，更愿意接受民主政治的熏陶。”
这些判断也被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所证明：
5月3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密电制止郭沫若、茅盾、胡风等筹划的三种刊物，不准登记出版。同月，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在桂林遭查禁。
8月23日，桂林《文学月报》、《西南儿童》、《妇女岗位》、《音乐与艺术》等10种杂志遭查禁。
仅1942年4月到1943年8月，一年多时间被禁演的剧目就有160种，包括田汉、阳翰笙、老舍、陈白尘、曹禺、李健吾、吴祖光等人的作品。
9月27日，桂林《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创作周刊》等杂志遭查封。
10月23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布《取缔剧本一览表》，共开列了116种不准出版或演出的剧本。
从1938年10月到1943年12月，查禁取缔的1414种书刊，真正经各地查获没收的只有559种（其他835种只虚有取缔之名）。
这是民心转向的一年，代表了蒋介石及国民党道义威信的丧失。在昆明西南联大埋头做学问的闻一多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踏上争民主、反独裁的不归路。11月，王亚平、于伶、老舍、茅盾、臧克家、夏衍等53人，联名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11条改进文化出版事业的建议，当局置之不理。同月，重庆20家书店联名发表《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
王芸生在写作
连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后来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都感觉到了这一变化的不可逆转。作为局外人，他的观察正是从蒋介石钳制新闻的政策入手的。9月16日，他在重庆和宋美龄见面时，向她提议“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然而，这位受美国教育、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第一夫人”回避了正面的回答，扯到其他方面，说些故弄玄虚的话。费正清说，1943年是天命所归的变动，民心所向的变动。显然，蒋介石并没有意识不到这一点。除了控制舆论之外，他想不到其他的办法。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也是这一年抛出的。12月23日，蒋介石还电令新闻检查局，近来各报对于经过检查、删扣的言论、新闻，常有“遵检”两字代替被删之文字而刊于报上，或留有不完全字句而附以“遵检”等字样登出的。这无异于违抗检查，都应一律严加取缔禁止。如有违背，应照违检例予以处罚。
被权势冲昏了头脑的独裁者，要明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