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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左联”出版《世界文化》月刊，由泰东图书局发行，出了一期即遭查禁。
9月21日，中共地下党在哈尔滨创办《北满红旗》，创刊号一出版即遭查禁。
9月，杭州《之江日报》因介绍被禁的左翼书刊惹恼国民党当局，受到停刊两周的处分，副刊编者遭拘捕。
从7月到9月，就有18种社会科学书刊、89种文艺书刊遭通令查禁，罪名不外是“诋毁本党”、“诋毁国民政府”、“提倡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等。
10月，当局以“言论谬误，且备列反动书目介绍销售”的罪名查禁一共只出了8期的上海《出版月刊》。
从2月至10月，《申报》9次“开天窗”。
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8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密函重申查封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普罗诗社、中国革命互济会、无产阶级文化俱乐部、革命学生会、自由运动大同盟等组织并将“主谋分子”缉拿归案。
12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出版法》，共6章44条，推行出版登记许可制度，对出版内容更有种种限制，所谓“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妨害善良风俗者”等，无非是以一党之私，钳制天下悠悠之口。
12月28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开列了40种查禁报刊的清单，包括《苏维埃画报》、《赤色海员》、《红旗日报》、《列宁青年》、《革命工人》、《上海工人》、《东方日报》等。
12月，楚图南主编的文艺期刊《灿星》月刊以“煽动青年”、“危害治安”等罪名遭哈尔滨当局查禁，楚图南被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31年：“确实的消息”和“负责任的评论”
笔底波澜
1931年：“确实的消息”和“负责任的评论”
任凭胡适几次给陈布雷写信，任凭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给蒋介石上书，他们的努力终归无效，这年1月，罗隆基还是以“言论谬妄”而丢掉了光华大学的教职。他继续在上海主编《新月》，无所顾忌地发表他的书生论政。5月初，汪精卫在上海《民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当时三个思想鼎足而立：共产、《新月》派和三民主义。罗隆基给胡适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想不到《新月》有这样重要。”
7月30日一早，新月书店北平分店被搜查，几百册《新月》（第2卷第8期）被扣，店员二人被拘（当天下午放回）。在一弯《新月》即将划落之前，又一位饱吸西方政治学乳汁的洋博士登上了书生论政的舞台。8月，王造时在《新月》发表酣畅淋漓的《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此文一出，差一点使新月书店关门大吉。
年底，罗隆基束装北上，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开始书写他在言论史上的另一页。《新月》论政的时代也就此结束。
5月22日，天津《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发行量已达5万份，《大公报》举行盛大的庆祝。在众多政要、名流的祝词中，胡适的《后生可畏》最为引人注目。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不但从一个地方报变成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大公报》之所以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它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实际上，在《大公报》身上也寄托着胡适的理想。
从6月起，《生活》周刊连续报道交通部长王伯群营私舞弊的丑闻，并断然拒绝了王的巨款收买。邹韬奋在《信箱》发表言论说：“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9月1日，历经世变沧桑的《申报》在《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表示，“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是为本报同人深自体念后最大之决心！”“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使社会进入合理常规”。11月30日，又发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提出12项具体的革新计划，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
《大公报》、《申报》和《生活》周刊的价值取向容或有别，但“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以及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则是一致的。
这是民族危机爆发的一年，也是蒋介石继续挥舞大棒、严加控制言论的一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无疑是一部严刑峻法，凡从事“反帝反封建民主主义运动”的，处死刑；凡与此有联系或以文字、图画、演说作宣传的，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凡接受上述文字、图画、演说或告诉别人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自由文化团体、集会宣传反法西斯主义自由思想的，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等。
1、2月间，南京政府相继颁布《电影检查实施细则》、《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舆论控制延伸到了当时新兴的电影业。
从1929年到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书刊多达531种。仅据这年9月国民党长沙党务整理委员会编印的《工作报告书》统计，凡是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第三党、国民党内一些派系的书刊都被冠以“言论反动”的帽子查禁、查封、查扣，共计228种。
10月7日，南京政府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25条，更严厉钳制言论出版自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49家出版社联名发起请愿，要求废除与言论出版自由相背离的《出版法》及细则，“停止党政军机关对于书籍之检查搜索”。
面对无限权力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新闻检查、邮电机关遗失报刊的屡屡发生，以“言论报国”为天职的张季鸾们更是痛苦无比，8月3日，《大公报》发表《新闻界何敢有奢望！》社评，国民党向当局提出三点“卑微”的要求：“一、检查电报，勿过无理取闹。二、拍发电报，务予迅速痛快。三、邮递新闻杂志，当事者多为注意，勿令动辄遗失。”
10月到11月间，有国民党权贵作后台的上海《时事新报》，一次就解雇了记者、工人16人，编辑部同人集会抗议，报馆又将10多名参与集会的编辑记者一并解雇。未被解雇的同人愤然发表联合宣言，呼吁社会各界支持。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上海报界工会等纷起声援，迫使《时事新报》收回成命。
如果说这一抗争面对的不是权力当局，那么上海日报公会12月11日公开发表的宣言针对的就是国民党政权。宣言抗议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违检的借口，对《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实行“禁邮”的非法行径，并宣布拒检。宣言指出，60多年来，报界“备受横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更是“愈演愈烈”，“立言纪事，动辄牵制，黑白混淆，是非泯灭”。“言论出版之自由，乃民权之大纲，垂诸遗教，明见约法，固非命令所得变更，亦非暴力所得蹂躏”。为保护报纸的尊严，决定从即日起“绝对不受任何检查和干涉”。上海日报公会同时致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责禁邮各报是“违背《约法》，闭遏言论，侵害营业”。
12月19日，当宋庆龄得知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的消息后，悲愤欲绝，起草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宣言。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公会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大日报（除《民国日报》外）不顾新闻检查，几乎都在显著位置全文刊登了这一宣言。再次表演“下野”戏、在奉化溪口的山水间待机再起的蒋介石，读了指着他鼻子的檄文，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记事］
1月5日创刊的《书报评论》只出了6期就遭查禁。
1月29日，北平《华北日报》驻齐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