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28年2月，蒋介石在和宋美龄结婚之后东山再起。大军北伐，一路披靡。6月3日，张作霖仓皇离京，第二天早晨被炸死。接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飞到了北京，北京就改了一个名字”。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又插到了白山黑水之间。一个新王朝表面上混一宇内，结束了袁世凯之后分崩离析的局面。6月5日，《晨报》的停刊就带有象征的意味，这份曾辉煌十年的报纸可以说与军阀混战时期的北京政局相始终，在另一个时代到来时，它的使命也就结束了。《晨报》的《本报停刊启事》说，创刊十年，“日处不满意环境中，委曲求全，冀有所自献于社会，聊尽匹夫有责之义。乃为事实所限，所欲言者，既未及什一，而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
所言者，又未为各方所了解，徒求苟存，毫无意义。”这一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已兵临北京城下。
9月1日是《大公报》复刊两周年，以一则广告完成了政权更迭的“送往迎来”：影片《蒋介石北伐记》，加映《张作霖被炸》。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报馆虽处于日租界，张季鸾、胡政之他们几经研究，还是决定报道蔡公时等被害的消息。此时，《大公报》发行量已超过1万份，在时代的转型中开始起飞。
11月18日，邹韬奋在回答读者提问时，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生活》周刊每期的发行量迅速突破4万份，由他亲自执笔的“小言论”风靡一时，引起了千万底层青年的共鸣。
11月19日，《申报》出满两万号，史量才在《申报发行二万号纪念》文中以实录历史相期许，再次重申办报的初衷是为社会历史立一权威言论机关，“慨自（民国）十七年中兵争俶扰，而国家文献荡然无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他同时向社会悬赏征集《申报》商标，最后确定以木铎作为《申报》的标志，这是一个失传的言论道具，是追求言论自由的象征。
国民党新握权柄，文网之严密远过于北洋军阀时期。5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10月16日，郁达夫和钱杏邨合编的《白华》半月刊创刊，他在《〈白华〉的出现》中直言：“言论创作的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纤细”。这不是什么文学家的想像，而是有大量的事实为证。
仅9月28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次公布的“反动刊物”名单中，就包括了《创造月刊》、《流沙》、《血潮》、《洪荒》、《奔流》、《我们》、《澎湃》、《思想》、《战线》、《太阳月刊》、《前线》、《流荧》、《戈壁》等，出售这些刊物的创造社、现代书局、晓山书店、光华书局、新宇宙书局被指控是“共产党的大本营”，郭沫若、成仿吾、潘汉年、钱杏邨、蒋光慈、郁达夫等被戴上了“新卖国贼”、“第三国际的走狗”的帽子。
12月1日，国民党政府发出《取缔各种匿名出版物令》，“无负责人、无发行所、无注册管辖、专以邮箱为通信机关之出版品（小报、小册子等），非共产党之宣传即捣乱分子之言论”，通令“内政交通两部严加取缔”。
同月5日，上海泰东书局的赵南公、北新书局的李志云、光华书局的张静庐、开明书店的章锡琛、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真善美书店的曾虚白、现代书局的洪雪帆等发起成立上海新书业公会，参加的还有创造社出版部、良友、新月、春潮、群众、金屋等书店，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断然拒绝。
这年3月10日，当胡适、徐志摩等主办的《新月》月刊在上海悄然问世时，只不过是一本同人性质的文艺期刊，并不发表时政评论。诗人徐志摩在创刊号发表《〈新月〉的态度》，着重提出了“尊严与健康”两个原则，“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剿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没有人意识到，一轮《新月》即将在历史的夜幕中冉冉升起。
［记事］
2月21日，洪灵菲主编的《我们》月刊被国民党政府通令查禁，上海晓山书店被封闭。
4月29日，潘汉年编辑、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战线》文艺周刊出至第5期，被当局以“攻击国府”的罪名查封。
5月1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6月12日，邵飘萍遗孀汤修慧复活《京报》，已不复当年的声光。
7月，南京政府组织上海中外记者济案调查团，奔赴济南调查“五三”惨案的真相，其中包括了来自《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的五名中国记者。由《新闻报》记者顾执中、《申报》记者康通一起草的调查报告《中外记者胶济观察记》长达1。6万字，忠实、详尽地记录了日本悍然制造“五三”惨案的真相。
8月29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查抄“共产党之机关”，“查获共产书刊一万五千余册”。
9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查禁《语丝》等书刊15种。
11月，上海第一线书店以“赤化”罪名受到当局警告，随即停业，所出《无轨列车》半月刊（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编）也遭查禁，共出了8期。
12月16日，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创办《硬报》，出版仅一个月就遭当局查封。
12月，青岛《平民报》因报道日本人暴行的消息被驻扎山东的日军强行封闭，记者张乐古等逃到北平，得到各界声援，一度在北平出版了《平民报》平津版。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9年：《新月》的光华（1）
笔底波澜
1929年：《新月》的光华
新年伊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于1月10日通过了《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议案者”，都是“反动宣传品”，属于“查禁、查封或究办”之列。党天下的时代，“反动”帽子满天飞，不臣服在一党之下，就是“反动”。
1月19日，曾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言论巨子梁启超在北平溘然长逝，胡适的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可以看作他一生的定论。
年初，史量才以70万元巨款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买下了《新闻报》65％股权，他的新闻托拉斯之梦刚刚开始，不料竟引发了一场震动新闻界的股权风波，最终以他的让步而告终。当《新闻报》方面顾虑军阀操纵时，他坦然回答：“至于军阀问题，我想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我史量才办报历来主张言论独立，岂能受军阀反动分子操纵？！”在股权风波的背后，实际上是史量才的办报方向与国民党当局新闻控制的政策的冲突，国民党绝对不希望看到他同时掌握有重大影响的申、新二报。终其一生，史量才都没有跨进《新闻报》报馆的大门一步。
《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12万份，成为一份影响巨大的新闻周刊（“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职业教育指导的范畴。邹韬奋提出“要不顾一切的保持爱护本刊公正独立为社会努力的精神”。对于《生活》的成功，他曾回忆说：“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
9月9日，陈铭德等在南京创办《新民报》，没有人意识到这张小小的民间报日后将会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一年的日历上，最为光华夺目的无疑是那一弯《新月》，这本文学期刊，从延期到5月才出版的第二卷第2号发表胡适的《人权与约法》一文起，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倡导人权、呼唤思想自由、批评国民党专政（甚至直斥国民党反动）的雄文，国内外报纸争相转载，产生了轰动效应。
这些直截了当的言论如同晨钟暮鼓，惊醒了无数昏睡的梦里人。学界泰斗蔡元培在读了胡适的文章后，写信称赞“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向来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