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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
禁书单、封报馆，照样是1924年甩在言论史上的真实一幕，是一道道抹也抹不去的伤痕。好在刘半农、胡适他们还能在《晨报副刊》提出公开质疑，当局只能遮遮掩掩，不敢公开承认。
这一年，邵飘萍继续在他独立创办的《京报》纵横论政，激扬文字，批评时弊，指斥权贵，仅一年就发表了不下于百篇的时评、通讯。12月，名垂史册的《京报副刊》出世（孙伏园主编），他还在《京报》一连推出了戏剧、
妇女、儿童、图画、文学、电影、民众文艺等七个周刊，堪称史无前例。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年末，在“万恶贯盈的北京”（郁达夫语）先后出现了《语丝》、《现代评论》两个风格不同却同样不能忘记的周刊。11月17日创刊的《语丝》以刊登杂感、散文为主，其创刊人、主要撰稿人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等，他们当时大多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在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辞》中说：“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78。“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是他们的追求。“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我们有这样的精神，便有自由言论之资格；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林语堂进一步说：“所以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张铁荣选编：《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325、327。
《现代评论》创刊号刊头
12月13日创刊的《现代评论》，内容包涵“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等等，最初是由郁达夫他们的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办的，实际上主要撰稿人都是北大教授，如王世杰、陈源、高一涵、胡适等。创刊号简短的“启事”指出：
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页89。
从《语丝》的发刊辞和《现代评论》的启事，我们似乎读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别，都带有“《新青年》时代”的流风余韵。但这确实是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代表了“五四”浪潮之后两条不同的精神路向、不同的价值选择。曹聚仁认为《现代评论》比《语丝》“更富综合性，更富文学意味，更有绅士的气度，也更有自由主义的气氛。他们这两种周刊有时是互相敌对的，但在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工作上，却又是十分协调的。”“《现代评论》所发表的政论，也是第一流的好文字，那是《语丝》社所不写的。”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页172—173。
这两个周刊不仅在当时、而且对未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语丝》，也需要《现代评论》。它们的同时出现（相距不过一个月），至少标志着当年言论界多元的声音。在军阀主导之下、只有枪杆子才有发言权的年头，在那个我们小时候就知道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它们的存在足以温暖一个苦难民族的灵魂，足以照亮一个个星月无光的夜晚。
［记事］
2月14日，上海书业商会等四团体发表宣言，反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印刷附律”。
4月16日，27岁的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新闻史上著名的“三个世界”浮出水面。10月18日的头条新闻中将直系军阀张福来的“福”误排成“祸”字，一字成祸，报馆立即被警察厅封闭。不料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倒台，《世界晚报》因“祸”得福，声名鹊起，发行量从原来的二三千份一跃突破了万份。
6月19日，北京政府通令邮局禁止寄递《自治旬刊》、《劳动旬刊》、《劳工周刊》、《工人周刊》、《青年工人》月刊、《中国青年》、《新建设》、《陈独秀讲演录》、《上海工会报告》等书刊。
8月，公共租界非法逮捕市民叶乾亨，《时报》、《商报》、《新申报》等纷纷如实报道，并加以评论，租界工部局竟以“散布谣言，登载不确实消息”等罪名拘捕了《时报》总经理狄平子、主笔陈冷血，《商报》总经理李征五、主笔陈布雷，《新申报》总经理许建屏、主笔孙东吴等6人。会审公堂不听被告律师的申诉，分判罚款，强行结案。
9月1日，京师警察厅指控国闻通讯社刊载的张作霖致曹锟函有误，传讯编辑周某，5天后（9月6日）勒令停止发稿。
9月2日，世界通讯社编辑被传讯，总经理遭到监视，3天后（9月5日）停止发稿。
9月5日，京师警察厅传讯上海《申报》驻京记者秦墨哂及亚东新闻社记者，查封《民德报》。
12月9日，租界巡捕房搜查上海大学，几天后传讯了代理校长邵力子，指控该校出售共产党主办的《向导》报，含有“仇洋”词句。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1）
笔底波澜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
4月1日，京师警察厅发布新制定的12条《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条件非常苛刻，被称为《报纸条例》的借尸还魂。北京新闻界一致表示反对。4月中旬，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18位知识分子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此前4月4日，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业公所举行联席会议，鉴于《出版法》钳制言论出版自由，违背了共和国的性质，决议分别致电北京政府法制院、内务部、司法部要求废除。4月8日，连上海总商会也致电北京政府，提出废止《出版法》的要求。
也是在4月，上海租界工部局再次在纳税人年会提出《印刷附律》议案，因不到法定人数而流产。4月13日，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业公所等四团体发表抗议上海公共租界《印刷附律》的宣言。6月2日，上海租界再次召开纳税人特别会议力图通过，时值“五卅运动”，《印刷附律》成为众矢之的之一，上海32个团体联合发表抗议宣言大力抨击。不同政治倾向、背景的《向导》周报、《民国日报》、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大陆报》都纷纷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工部局。这次会议也因不足法定人数匆匆散会，从此没有再提出这一议案。
“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身处租界的上海各大报纸保持了可耻的沉默，激怒了无数年轻的知识分子，多年后王芸生曾说：“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6月3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了《公理日报》，日发行量曾达到2万份，至当月24日出版第22号后停刊。6月10日，杨杏佛独自创办了《民族日报》，共坚持了16天。6月4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成为中共出版的第一份日报。6月11日创刊的《上海总工会日刊》，直到9月被军阀查封。从6月初起，邵飘萍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连出了12期。
7月初，向来稳健、谨慎的《东方杂志》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发表王云五的《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等文。9月11日，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就《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向会审公廨起诉王云五等。9月20日，《京报》副刊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卅增刊〉事件》的评论，向商务印书馆发行《五卅增刊》表示敬意，对商务被控告表示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