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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中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217。
［记事］
1月20日，周恩来等南开学生组织的天津觉悟社出版《觉悟》，只出了一期，就因为周等被捕而停刊（后来复刊，出到第9期遭查禁）。
2月，国务院一次查禁“宣传过激主义”的书刊83种。
5月，瞿秋白等办的《新社会》旬刊被京师警察厅查封。随即出版的《人道》月刊只出了一期，第二期未及出版即遭查封，接着出版的《批评》半月刊也未能持续多久。
6月13日，《四川学生潮》创刊，一再受到阻挠和查禁，多次停刊。
7月8日，江西《民报》以泄露军机罪遭查封。同一天，《江声日报》因报道“米谷涨价，民食恐慌”，拒绝交出投稿人而被迫停刊。
7月13日，天津《益世报》被禁止发行。
8月初，胡政之采访巴黎和会、游历欧洲归国不久，即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本报改造之旨趣》，准备革新《大公报》，不料直皖战起，8月12日，他发表启事，离开了《大公报》。
8月9日，北京《公言报》因披露政坛内幕遭直系军阀查封，编辑汪世澄被捕。
8月15日，陈独秀等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界》周刊，当局以“煽惑劳动，主张过激”罪名予以查禁，并密令“缉拿查办”陈独秀等。
9月15日，马千里等在天津创办的《新民意报》，曾连载周恩来在狱中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还发行了单行本。
9月20日，邵飘萍回国，复活《京报》，继续以“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相期许。
9月17日，湖南各报成立报界联合会，以争取新闻自由为中心目标。
9月，中美合资创办的济南《大民主报》因在评论中批评军阀“惧外仇内”，经理和主笔被捕，经美方交涉才保释出来。
10月，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等人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共同派遣，踏上前往红色俄国的旅途，成为“十月革命”后到苏俄采访的第一批中国记者。
12月5日，北京《劳动音》周刊出了5期后遭查禁。
这一年在天津创刊的《劳报》日刊，仅出了20多天即遭查禁。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1年：《不自由毋宁死》
笔底波澜
1921年：《不自由毋宁死》
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忙于争权夺利，对言论的控制相对有所放松，报刊总数达到1137种。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致函国务院：
窥维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民国三年所颁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及民国八年所颁行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自由加以限制，显与《约法》冲突。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然自此等诸法颁行以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方面居然受其制裁，且因此而罹祸灾者不知其凡几。此真吾国特有之例，无疆之羞，本会认此为切身之害。佥谓在《约法》范围内，该《出版法》等，当然无效，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除通告全国报界，此后誓不承认该《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有效外，理合据情通知以免纠纷。
同一天，全国报界联合会发给报界的通告稿《不自由毋宁死》中也断然表明：“凡我同业以后亦幸勿再受此等非法政令拘束”。并要求将通告“务必在各报第一版第一页刊登”。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526 — 527。
这是“20世纪中国罕有的说理透辟、掷地有声的争自由的重要文献”（袁伟时语），不应该尘封在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档案中，而应大力彰显，成为百年言论史上有声有色的一个章节。它上接胡适等《争自由的宣言》，下启新闻界、文化界持续不断、要求废止《出版法》之类恶法的运动。
10月12日，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脱离正张独立，成为弘扬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园地，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这里连载的。12月1日《晨报》创刊三周年时，在社论《我们对于“人的生活”的责任》中提出，促成一般人对于“人的生活”的认识，是着手改造社会的“根本中之根本”，是《晨报》和言论界的责任，而不是眼前抓住什么主义来应急。谭熙鸿在《晨报的三周年的纪念》中指出，《晨报》“已渐渐的脱离私人式的言论机关的态度，而入于社会式的言论机关的规模”。
12月，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等访华，史量才在《申报》举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刚才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并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
也是这一年，《时报》易主，结束了狄平子时代，但人们将不会忘记这份曾影响中国报业史至深、吸引过少年胡适的报纸。在老报林立的上海，一份新报纸《商报》在这年元旦诞生，曾在辛亥年《天铎报》论坛上小试锋芒的陈布雷主持笔政，他以“畏垒”的笔名评论时政，笔锋犀利，富有魅力，在言论界赢得广泛的赞誉，一份面向商界的报纸也因此具有了知识分子的品格，受到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发行量达一万数千份。
12月10日，《时事新报》出满第五千号，发表梁启超执笔的《本报五千号纪念辞》：
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
这些话既是大半生“以言报国”的梁启超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曾是《时事新报》长期恪守的原则。
［记事］
1月，内务部批准京师警察厅进行邮电检查和印刷品检查，以防止过激主义的传播。
2月11日，上海新青年社发行部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经理周少伯罚洋50元，限3天内离开租界。承印《新青年》的印刷所同时被查抄，排印中的《新青年》第8卷6号稿件全部被没收，并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由，禁止在上海发行。两个经理人各罚洋100元。
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
4月18日，在哈尔滨创刊不久的俄文《前进报》主编海特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被捕，6月5日《前进报》停刊。
5月，安徽军阀一次查禁《社会改造原理》、《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新安徽》等6种书刊。
6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撤销《湖南通俗报》主持人所兼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一职，6月15日，该报被迫停刊。
7月15日，少年巴金参与编撰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因发表文章反对四川当局不准女子剪发的禁令而遭查封。
7月，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了吉林《东省特别区暂行取缔报纸规则》，比《出版法》、《报纸条例》更为严酷。
9月1日，胡政之主持的国闻通讯社开始在上海发稿，其实是孙中山、段祺瑞、卢永祥三方合作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机构。
10月4日，上海租界巡捕房查抄《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等5人被捕，拘押了2天，后以“陈独秀罚洋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