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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在复刊号头版显著位置，郑重发表了张季鸾执笔、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提出了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的“四不”言论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笔底波澜》 总 序精彩段落（2）
1929年新年伊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于1月10日通过了《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议案者”，都是“反动宣传品”，属于“查禁、查封或究办”之列。党天下的时代，“反动”帽子满天飞，不臣服在一党之下，就是“反动”。
1930年12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出版法》，共6章44条，推行出版登记许可制度，对出版内容更有种种限制，所谓“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妨害善良风俗者”等，无非是以一党之私，钳制天下悠悠之口。
1934年这一年是在史量才惨遭暗杀的悲泣声中落幕的，独立的舆论力量令独裁者望而生畏，《申报》走到了它的顶峰。徐铸成《报海旧闻》中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尽管蒋介石以卑鄙手段扼断了史量才生命的喉管，却没有阻止活着的人们继续争取言论自由。12月10日，离史量才被杀还不到一个月，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等24家报纸、通讯社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开放言论的三点要求：一、检查新闻纵不能取消，应遵照中央颁布标准，审慎实行；二、对新闻机关和新闻记者的处分纵有言论失控，请依出版法和普通刑法制裁，不必施诸非常手段；三、以前被停闭、拘禁或其他处分的新闻机关和记者，如不是以暴力及暴动为背景，请一律开复。
1935年11月12日，“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的文学批评家梁实秋与张东荪、罗隆基、谢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办起了《自由评论》周刊。梁实秋发表《算旧账与开新张》一文，直言“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这样“言论反动”的刊物自然免不了被查禁的命运。
1938年5月14日、22日，《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查禁书报问题》和《抗战期中言论与出版的完全自由》。7月29日，又发表专论《反对查禁救亡书报》。共产党人正是充分利用《新华日报》这个公开的载体，高举民主大旗，大力呼唤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以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面目，倾倒了无数知识分子，赢得了万千人心。
1939年3月，甚至生活书店出版的《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也被中宣部以“不合版本要求”的理由查禁，原因是只收入了蒋介石主张抗日救国的言论，不利抗战的一篇未收。
1939年9月17日，参政会通过了邹韬奋等22位参政员联名提出的《改善审查书报办法及实行撤消增加书报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谴责了审查书报的随意性、不透明性，即使审查通过也得不到统一的保障。没有一个统一的检查机关，也无一定的标准，宪兵团、警察局、党部、县政府，乃至便衣密探都有搜查书报权，更有甚者是随意拘捕人，长期羁押，也不送法院审讯。在蒋介石忙于查禁书刊的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决不落伍，1939年7月和9月先后出台了两个《禁止图书目录》，分别查禁书籍1139种和702种，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据国民党中宣部统计，1937年全国报刊有1031家，到1941年10月，获核准的只有273家，大部分还是亲国民党的或消遣、娱乐性的刊物。仅这一年被查禁的抗战以后出版的书刊就有961种。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印发的《取缔书刊一览》，收入了1938年以来查禁的书刊目录，共计961种。
1947年5月24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的罪名，一天之内查封了《文汇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日报》晚刊三家报纸。《文汇报》记者麦小楣、主笔张若达、编辑李碧依，《联合晚报》记者黄冰等三人，《新民报》晚刊记者张沈等被捕，多人列入黑名单。当天南京《新民报》晚刊刊出《无言的自由》短评，沉痛表示“我们只能提出无言的抗议”。上海《铁报》因透露蒋介石曾批准此事，被勒令停刊四天。
《笔底波澜》 总 序目 录
目录
前言/
小引/
1872年：《申报》的创世纪/
1874年：王韬开创“文人论政”的先河/
1883年：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彛拔穆纪獗唷�/
1889年：《万国公报》开风气/
1893年：“经济独立，无党无偏”的《新闻报》/
1895年：一个时代的呼声——“公车上书”/
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
1897年：严复翻译《天演论》/
1898年：戊戌变法被绞杀之后/
1899年：《清议报》一枝独秀/
1900年：章太炎的“长枪大戟”/
1901年：《大清律例》的紧箍咒下/
1902年：呼唤“新民”/
1903年：风雨“苏报案”/
1904年：“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时报》/
1905年：《民报》的号角/
1906年：“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
1907年：秋瑾遇害之后/
1908年：千夫所指批“报律”/
1909年：于右任独领风骚/
1910年：《民立报》“凌寒自开”/
1911年：宋教仁的“光焰逼人之文”/
1912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1913年：报人胡石庵拒绝袁世凯授勋/
1914年：反对《报纸条例》、《出版法》/
1915年：梁启超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1916年：“呜呼袁世凯”/
1917年：“《新青年》时代”/
1918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
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
1921年：《不自由毋宁死》/
1922年：《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3年：“我是不跑的”/
1924年：《语丝》和《现代评论》问世/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
1926年：“四不”开创“《大公报》时代”/
1927年：日历被鲜血染红/
1928年：“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
1929年：《新月》的光华/
1930年：《大公报》重申“四不”/
1931年：“确实的消息”和“负责任的评论”/
1932年：从鲁迅答《中学生》开始/
1933年：刘煜生以鲜血换来记者节/
1934年：史量才以身殉报/
1935年：张季鸾——“射雕老手，箭无虚发”/
1936年：《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发表/
1937年：《大公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1938年：邹韬奋提案“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1939年：朱惺公正气凛然的公开信/
1940年：邹韬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41年：王芸生揭穿“飞机洋狗”的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