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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病房里，四床位的，却连个邻居都没有，生意冷清，可见这家医院并没怎么在报上或者电视里轰炸式地做虚假广告勾引病人，当然也有可能是勾引未遂。撞我的那人帮我买了饭进来，说话十分谨慎，大气都不敢出，除了劝慰就是说对不起，整个就是“妻管严”对老婆那套。
饭吃到一半，筷子突然停在嘴边。撞我的人，看着我，一顿紧张，问：“怎么了？感觉很不舒服？”我缓了缓神，撑着点笑容说：“哦，没有。你把我手机拿过来，我得打个电话给朋友。”妈的，家里连片菜叶子都没有，谢小珊晚上不只吃了白米饭？她撑得住，肚子里的仔撑不住吗？缺了营养，到时别一生下来就喊饿。
谢小珊还是以前那德性，从来不会打电话催我回家，甚至从来不问我到底回不回去吃饭。她怕我烦，她怕我觉得她是在管我。没名没份的，是不好干涉别人的生活。更何况，虽然我努力做到了最好，但她好像还是消除不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或许在她看来，怀着个孩子住我那，毕竟没有母鸡跑别人家下个蛋那么受欢迎。
我先给谢小珊打了电话，语气平静，为的是不让她受刺激把仔仔给搞出神经病来。我说小珊，晚上吃的什么？让我大跌眼镜的是，我话刚落音，她开口就问：“朝南，你是不是出事了？”我晕乎乎的，有点儿慌张，心想这女人难道会算命不成？
可能是觉得简直太神奇了，我立刻反问：“你怎么知道？”这样一说自然就等于告诉她我的确出了事，所以她的语气变得更急迫：“朝南，快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今天仔仔老不停地踢我肚子，我就知道又有什么事发生了，上次高洁离开长沙也一样。”
原来不是谢小珊会算命，而是她肚皮底下的孩子显了神通。这是件好玩的事，以前都没听她说过。谢小珊还说，她其实从6点多钟就像丢了魂似的，想给我打电话却又不敢打，怕我嫌烦。我说没什么事的，只是被摩托车撞了一下，一下而已，都没撞飞。
“快说你在哪个医院，朝南，我在楼下打个车过去看你。”我说小珊你别乱来啊，下雪天的，万一摔了滚在地上，我看四脚都得朝天。“不行，朝南，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见到你。”见我不肯说在哪家医院挨宰，她急得都要哭了。
在谢小珊固执的坚持下，我显得黔驴技穷，最后还是撒谎说医生来上药才把电话挂了。撞我的人很客气地给我倒了杯水递上来，动作标准，姿势虔诚，让我有点儿做土皇帝的感觉。润了润喉，我忍着痛给以前跟刘柯寒闹矛盾去他家避过难的那位朋友打电话，给他说了车祸的事，要他过我那里帮忙安排一下谢小珊的生活。
刚跟朋友通话完毕，手机又叫起来了，搞得我像是个主持某热线的残疾青年。我犹豫了一下，接了，说：“小珊怎么了？你好好在家呆着，我已经托朋友给你买些吃的回去。”她不理会我，还是一个劲地吵着我要告诉她在哪家医院。我说好好好，那等会你跟我朋友一起过来，看一眼就回去睡觉，做了噩梦别怨我。
为了让我放心，撞我的人要先回去一趟，说是得准备一些钱，还有，他那摩托车还扔在路边的商店里。为了让我放心，他决意把身上的证件放我这押着，什么驾驶证啦，身份证啦，一古脑掏了出来。
看他那老实模样，在老婆面前准一劳工，所以我估计他身上只留着个劳工证了。我不是那么不信任人，只是他坚决要这么做，也只好拿了。看了他的身份证，知道他姓许，叫许昌雄，十分具有革命性的一个名字。后来，我一直叫他许大哥。
谢小珊跟我那朋友出现的时候，我正想要不要打个电话给爸爸。谢小珊挺着个大肚子，一看见我缠满纱布的腿，就难以自抑地哭。我使着蛮劲，挤出几丝笑来，说：“小珊，不哭的，你看我都还活着呢。”然后把手晃了两下，又说：“看见了吧，我都还会动，嘿嘿。”可她还是止不住哭。她哽咽着说：“朝南，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的不如意都让你碰上？”
谢小珊挪着笨重的身子去走廊上给我倒水，朋友像党关心人民一样，询问了一下我的右腿情况，然后又凑近我耳边，说：“怎么？这么快就换了老婆播种成功了？”我苦笑着说，哪有，是个小兔仔子的女朋友，那小兔仔子放了炮就跑了。这时谢小珊进来了，我赶紧把话打住，朋友也心领神会地没再继续问下去。
喝了口水，稳了稳情绪，我说小珊，你别哭了哦，我给我爸打个电话。在我进手术室之前，爸爸打过我手机，我没来得及时，也没法接，想必爸爸会急坏的。虽然知道这个时候爸爸也许都上床了，但我还是把电话打了回去。
我说爸，是睡了是吧，咋这么久才接电话。爸爸说：“还没呢，在外屋看电视，你刚才是在忙哦？”我说是啊，爸，今天加班，刚把事情做完。我很努力地把话说得自然，不让爸爸听出我在撒谎。而谢小珊一直紧盯着我，眼里还盈满泪水。
爸爸问我过年会不会回去，我继续造假：“爸，可能这次不能回去了，刘柯寒挺着那么大个肚子，怕坐不得车。”我边说边转头望了望谢小珊。我想要是刘柯寒的孩子还在，也应该像这样高高挺起来了吧。电话那边爸爸呵呵地笑了两声，说是啊是啊，怕是坐不得车，那就别回了，孩子要紧，孩子要紧。
把电话挂断，双手无力地垂在床上，落在白色的被单上，我就哭了。我用的是演哑剧的方式哭，只见眼泪跟井水似的往外冒，听不到啜泣的声音。谢小珊不由地把身体挪到床沿，伸手帮我擦了擦眼泪，说：“朝南，你怎么也哭呢？”这个“也”字真是用得恰如其分，因为紧接着，她就给我搞起配音来。
朋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傻不拉几地看着我和谢小珊演双簧似的哭呀哭的，许久才说了句：“可以了，差不多了吧？”这话显然是因为一时无措的随意之言，却真搞得跟导演在发号施令。
我对谢小珊说：“小珊，先让我朋友送你回去吧，你早点休息，不用担心我。”她带着哭腔说：“那我明天再来看你好吗？我做饭给你送过来。”我勉强地笑着说：“傻，你好好在家呆着，我已经跟朋友说了，叫他和她老婆每天过去做饭吃，顺便照顾你。我这边没事的，撞我的人一会就过来。端屎端尿都有人，放心。”
谢小珊走的时候，来了个一步三回头，好像不多看几眼隔天就看不见了似的。我挥了挥手，说：“走吧走吧，记得别哭哭啼啼了，不然小心我用左腿踢你。”笑着说这些，也只是苦中作乐罢了，还有就是不想让谢小珊太放不下心。
等朋友和谢小珊一走，我一个人呆呆地斜躺在床上，眼泪像一壶满满当当并且煮开了的水，扑鲁扑鲁地往外冒。我没有总结过去，也没有展望未来，我只是想起了刚才跟爸爸的通话，想起了对爸爸的欺骗。
爸爸一直不知道我出了这么大的事，直到我回乡下的前一天，姐姐陪在他身边，才敢把真相说出。爸爸这才知道，他的儿子走起路来已经是的瘸一拐，全然没了以前的潇洒劲儿。姐姐说，爸爸听说真相那天，没有掉一滴眼泪，只是不停地用拳头拍打着自己的胸口，下手很重，抓都抓不住。
在长沙的第二份工作，我只是一个电话就辞掉了，但没说真实原因，所以最后一个月，我等于白干了。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十分介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不幸，我害怕那种被同情的感觉，那样会让我更加觉得自己是弱者，虽然实际上我好像从来没强大过。
那个长着一张马桶盖似的脸的女强人，对我这么及时提出辞职非常赞赏。正是年关，除了可以不付我最后那个月工资之外，不管多少，年终奖又可以给省了。听说现在不少小公司的老板都喜欢占这么些蝇头小利，他们总会千方百计抠出些钱来，男的包二奶，女的包二爷，各得其乐。
这个年，我是躺在医院里过的，而此时谢小珊也在我朋友的护送下，住进了长沙市郊的一家医院，就是上次我找人联系的那家。没有准生证，只能去那种小地方，就好像一些没驶照的司机，抄个小路还要跑夜路。
我把存折交给了朋友，里面好像差那么点就有一万块了，也就是说，在长沙的最后这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