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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后面一点而言，不论是布丹或是他的后继人，当他们
承认立法权仍然受自然法中若干无上原则的节制时，始终未
能自圆其说。随着现代国家日趋世俗化的结果，自然法节制
国家主权的作用，逐渐变成形式，直到18 世纪结束的时候—
倘若不是在它结束之前—“民族国家为本身实际法律制度中
的主宰”已经完全为大家所承认。
就国内法来看，国家本身是主权主体的观念，并没有一
成不变地用在现代国家的宪法理论中。国家是一个比主权更
为通俗的观念，代表着一个合法组成的社会 01 ，因此也象征
着这个合法组成社会的各种不同特性。在这一方面，社会中
所有政府权力的执行人都是国家的机关，不论他们是拟定一
般决策的部长，解决法律争议的法官，或是制作行政决定、
推行政府命令的次级公务人员。换句话说，为了法律上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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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理念 ＇英＇丹尼斯*罗伊德
要，国家已经成为所有合法权威的综合化身，虽然这个权威
的特定部分，甚至包括最高的立法权，可能由某些特定的个
人或团体来掌管，不过这些权力的最终渊源，仍然得自于国
家本身。这一点，在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很难察觉，因为它的
宪法发展期间持续了很久，其中，特别是国会的主权，几个
世纪以前就被大家接受。不过，倘若我们把注意力移到像法
国那样的政治社会，在最近两个世纪间歇频繁地实施全新的
宪法，我们将会发现，要把最后的主权划归当时制度下碰巧
掌握权柄的任何个人或团体，显然非常困难，因此必须替那
种权威寻找某些比较固定的根源，那就是国家本身。但是国
家同样是个相当模糊的个体，政治学家比法律学者更常引用
它，因为他们较不注重在宪法结构的背后追寻合法权威的最
后来源。我们会看到在联邦宪法的体制下，这种问题同样不
易避免。
对内与对外的主权
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如个体一般互相对峙”的观念，
对国际间的影响远较对国内为大。近代发展成的主权，具有
对内与对外两种意义。它对内的意义，如同我们刚才讨论过
的，就是国家内部至高无上的立法者。而另一方面，在它的
对外意义中，地位又酷似传统法律体系下的专制帝王，他所
包揽的权力，虽然不足以变更律法，但是可以随兴所至的自
由行动。同样，新兴的民族国家，无论平时或战时，在它们
彼此的来往中也主张有绝对的自由，因为既然没有更高的权
威被大家所承认，当然就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或减少这种行
动的自由。于是在国际关系的范畴中，国家的主权意味着它
在塑建自己与他国关系的时候有完全的自由，包括宣战，甚
至吞并战败国领土的权利。
这种独立国家间没有法纪的不愉快情况，为自然法提供
了发展的机会，以规范国际间，否则，就会成为无序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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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理念 ＇英＇丹尼斯*罗伊德
那种局面。于是一项理论渐渐形成，认为国家好。比文明社会
出现以前的个人，它们相互之间处于自然状态，当然应该直
接受自然法的支配。于是有人试图去阐发自然法寄望独立国
家在它们彼此的关系上—不论是平时或战时—应该遵循的规
则，并以此为嗬矢，发展出现代国际法的许多原则。结果，
看起来似乎是民族国家在它国内立法权摆脱自然法枷锁的同
时，又在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以一种新的形式，使自己受制
于自然法。不过回到这个问题之前，还有一些关于对内主权
的法学理论必须说明。
法律即为主权者的命令
我们已经看到，实证主义者的目标之一，是证明法律有
自主性，像一个由实际规范构成的体制，它的效。力，在法律
系统本身的架构内就可以决定，不必求诸宗教、道德或其他
任何系统。而且实证法的观念，似乎含有“某些可确认的立
法者所定规范”的意味。而“每个独立国家必定具备最高立
法权”的理论也就指出“何以法律能够拥有这种自主性，不
须乞灵于某些外在权威”的原因。因为主权本身是一个法律
观念，假如实际的法律可以用主权的观点来下定义，那么就
形成一个自足的体系，法律的效力可以借此验断或证明，而
不必受制于法律之外的各种因素。
这种观念，由布丹到边沁，曾经被许多法学家所采用，
但是其中最详尽而又有影响力的证明，出于边沁的信徒奥斯
丁；不论是法律命令说，或是法律实证主义，经常都和他的姓
名一同出现。我们在这里讨论一般的理论，自然也以奥斯丁
的观念为主。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实证主义根据我们已
经解释过的意义，并非必然与法律命令说的理论有关，不过
奥斯丁将它们融合的结果却经常造成这种错误的印象。当然
法律实证主义因为主张法律效力不根据道德要求，并与道德
要求有所区别，它就必须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明法律义务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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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理念 ＇英＇丹尼斯*罗伊德
义，但这并不表示它由于这项解释而与法律命令说发生联系，
我们大可以像凯尔森那样，一方面遵循实证主义的基本教条，
一方面驳斥法律命令说的理论。
法律命令说的实际主张，不外乎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
因此，从另一方面来看，倘若主权者没有命令的事情就不能
成为法律。根据这个观念，法律上的效力可以用一个很简单
的方法决定，那就是确定争议中的这项规范是否出于主权者
的创制。但是这样只把问题向后推动了一步，因为现在我们
必须知道的是，怎样确定“主权者”？在这里，我们似乎遇到
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倘若主权是一个法律观念，那么
它本身就应该受法律规定的支配。当然，要找出谁是主权者，
我们必须参酌特定国家内决定主权归属的有关法规。但是这
些法规本身的效力又是得自何处？它们不可能来自某些其他
具有主权的团体，因为理论上，在二个国家中除了我们正在
证明其存在的“主权”外，不可能还有其他的“主权”。因此
我们似乎陷人一个完全错误的循环论证之中，因为主权被用
来使法律生效，然后反过来，法律又被用来创造主权。
有些法理学家，譬如韦伯，并不忌讳这种结论，反而认
为这种循环正是这个体系精微填密的地方，它使我们不必通
过价值判断，就能获得“合法性”。其他的人则认为法律理论
可以像数学或逻辑一样建立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统一性，它
的目的并不会因为它的命题最后可以分析出定律或沦为无谓
的循环推论而丧失。逻辑或数学中的真理与实际生活的关系
固然是众说纷纭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法学理论不应与法律
生活中的事实脱节，相反的，在某些方面必须以它们为基础，
却相当明显。当然，答复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说，由于法
律制度确实显示出这种有瑕疵的循环，因而这项理论与事实
相符，虽然它在逻辑上可能难以解释，可是一种矛盾，倘若
可以达成实际的目标，“它本身就不应该是一项障碍”。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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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理念 ＇英＇丹尼斯*罗伊德
霍姆斯法官所说，“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02 。可能这
就是韦伯所持理由的真正原因，虽然他在著述中显得像社会
学家而非法律学者。不过尽管如此，奥斯丁本人却没有用这
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寻求庇护，反而提出另一种更基本
的主张，这项主张又带来了许多它自己的问题。
谁是主权者？奥斯丁的理论
奥斯丁认为主权问题不是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法律权威决
定归属，而是为一个国家最终的权力决定来源。他采用边沁
曾经提过的方法，将主权解释成“在一个国家中，要求一般
性的服从，而且绝不服从其他任何势力”的权力。换句话说，
主权并非来自那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