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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一发问，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我们原有的精神仓库，是否还能提供一些可以被当代文学批评利用的理论资源；二，我们是否还有能力于当下创造新的理论资源，以供当下文学批评利用。
前者是指先人们创造的思想。对于我们先人们的才智与认识深度，中国人与外国人早已达成高度共识：中国先人们曾创造了无数伟大的思想，他们为人类的精神殿堂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杰出的思想家们与西方思想家们交相辉映，展示了他们创造思想时的那种巨大冲动、充满精神快感的画面与傲然人间的风流倜傥的形象。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到了近代，好像突然中了魔法，中国的思想家们再也不能与他们的西方同道并驾齐驱，各擅所长了。昔日思想的辉煌，已成明日黄花。我们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思想贫困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再也不能一如从前，向人类落落大方地奉献他们独特的有利于人类心智开化的创见了，而只能靠输入外国思想（似乎是无止境的思想输血）度日。我们所看到的今人所作的连篇累牍的学术文章或论著的后面，都有长长的注，而这些注往往总是标着一个个外国人的名字。而我们在西方的学术文章与论著的后面那同样长长的注里，却很难找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我说这些，倒不是计较这一注之誉——中国人还没有那么小气，我只是想通过这个细节去佐证一个事实，一个我们不能再向世界供给，而只能依赖世界供给的事实。在思想方面，我们没有与世界一道共同创造，而只参与了共同分享。
问：我们姑且抛开苍白的近代思想史不论，且说：中国的古代先人们创造的思想，还有没有作为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这样一种可能性？
答：在未经过审慎而理性的分析之前，在未经论证的情况下，我们似乎仅仅是随着感觉之流匆匆而下的。我们从内心深处觉得先人们的思想已经陈腐老化，已不再具备解读今日之文学的能力；它们已皆成卷了刃的老刀，再也无法行“解牛”之能事了。我们在这种泛泛的感觉之中，忘记了对一个问题的审问：是一般意义上的凡人类的古代思想都只能作为古代学术的理论资源呢，还是仅仅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只能作为古代学术的理论资源呢？我们没有从任何一个方面看到对前者的否定。那么为什么就单单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具有有效作用的时间限定呢？这个疑惑一直困扰着我。事实上，我们是在对中国古代思想理也不想理的不可理喻的心态下去面对滚滚而来的西方理论资源的。我们压根就没有过起用中国古代理论资源去试一试的打算。我们没有设想过（哪怕是幻想过！）：倘若我们也利用一把古代的理论资源，会不会也能展开生动别致的、充满灵性的、绝不亚于利用福柯、德里达之流的理论资源的美妙言说呢？我们现在无权去说它行，但我们也无权去说它不行。既然说中国古代思想只能作为古代学术的理论资源在逻辑上不能成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大胆假设：老庄的无处不在的“道”，来自于禅宗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玄妙思想，《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以及似乎无穷无尽的其它古代经典，都可能经过我们心灵的重新过滤与生发，在经过新的、非常别致的处理之后而得以重新表述，都有可能成为意想不到的理论资源呢？由于专业的限制与专业形成的盲点，我们这些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事实上在对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了解方面，大多数人都存有一个缺失与补课的问题。
第二部分访谈：丢不下的尴尬（2）
问：你对中国古代的思想能否成为一部分理论资源是抱了希望的？
答：不。我不想这么说。我只是反对那种并不想去试一试就先作“不行”之判断的古怪的行为方式。我对目前有些人就一口咬定中国古代思想肯定能够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的做法同样不以为然。
问：你是否认为，文学创作已进入了现代形态，而对其加以批评，就自然必须要具有现代性的理论资源？
答：这个问题是一个圈套。因为，我一旦承认了这一点，就等于承认了另一点：不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古代思想自然也就不能作为面对现代形态之文学的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我不喜欢“自然”这个字眼。从理论上说，文学创作已进入现代形态，那么只有那些具有现代性的理论才可作为批评的资源，似乎是成立的。但却不符合事实。首先，我们应当看到，文学创作并非都一律进入了现代形态；文学的现代性与时代的现代性并非是一种绝对的对应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也未必只有所谓现代性，“现代”与“现代性”并不是同一的概念。现代——即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倒常常显示出与“现代性”的不和、背离与对立。就对文学艺术的要求而言，这个时代同样甚至是在更大的程度上，依然欢迎古典的文学艺术形态。诺贝尔文学奖并未倾斜于一味现代性的作家，同样，奥斯卡奖，也并未倾斜于一味现代性的影片。我们所看到的所喜欢不已的那些片子（真是经典！），依然是很古典的，你比如说《克蓝玛对克蓝玛》（也翻译为《克莱默夫妇》）和《钢琴课》等。不久前，我重看了《克》，觉得它实在是妙极了，但细分析下来却发现，它的表现手法、它在影片底部所衬着的悲悯情怀与人间纯情的美丽，都是十分古典的。我们的批评家们对西方现代形态作品的刻苦解读与大力宣扬，多少给我们造成了一种错觉。我们处在一种由批评家们有意无意地造成的一片幻景之中。我们感觉中的西方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西方。现代并非只有现代形态的文学。它倒常表现出回归古典的倾向。
问：那么，退一步讲，属于现代形态的那一部分文学作品，对其进行研究，是否就必须要求依赖于具有现代性的理论资源呢？
答：姑且这么说吧。但我在内心并不情愿承认这就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结论，相反，倒觉得它是可疑的，是一个逻辑上的把戏。我以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理论资源，都不过是向我们提供一种读法而已。对现代形态的文学，未必就一定要凭借现代性的理论资源进行研究。凭借非现代性的理论资源，还可能读出一种意想不到的富有戏剧性的效果来。用专门的钥匙去打开门和从后窗跳入，抑或是干脆在墙上打洞，都可看成是一种合法的进入方式。我们对岸的日本就向我们提供一个特大反例。日本这个国家是个充满国家主义色彩的国家，但它又是一个在接受外来文化上几乎没有栅栏的国家。明治维新，它八面迎风，对西方文化进行毫无节制的吸纳，当时的文部大臣森有理甚至公开提倡日本妇女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可是，它一见被拿来的东西并不如意时，会毫不犹豫，撒手就扔。日本的确曾有过对西方现代理论资源大幅接纳的时候，但它后来放弃了。在日本文学已有相当大的部分进入现代形态的当下（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就在此列），日本常见的当代文学批评，并非是目前中国式的批评。主要样式，却是很日本化的，是以讲究感悟与材料考证的那样一种文学批评。并且，还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那些向我们提供了理论资源的国家，却并未造成声势浩大的有如中国情状的当代文学批评。我马上就要回答这是为什么。
问：我们现在大概要回到以上提到的话题上去了：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创造新的理论资源，以供当下文学批评利用？
答：我们假设中国古代思想于当下的文学批评而言，已一无用处，已再也无法获得一点可变用的遗产，那么，我们自己还可以为自己再创造理论资源以供我们当下进行文学批评吗？我想，能作如是询问的人并不会太多。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不得不面对西方，不得不吸取西方。但长久地挪用或借用西方的理论资源，已几乎使我们忘掉了自己。我们已经将这一吸纳过程堕落成习惯，仿佛中国人生来就是这个命，就是要利用外来的理论资源才能言语，才能生存；没有这些理论资源，我们就无“话份”，就无法言语，或者说，就只能发出“今天的太阳光蛮好”或“咸菜太贵了”的日常言语。不久前，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的一个韩国博士生说道：“中国人在如此长久地、习以为常地运用西方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