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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的基本条件是：“战车（驰车）一千辆、辎重车（革车）一千部、全副武装战士（带甲）十万、越境千里补给粮草、拢拢总总内外开销、人事公关的花费，从最小的胶漆补给物资，到车甲器械的损耗修缮；一天的花费，在千金以上，然后才能出动十万大军。
一开始就大算战争账，有两个意义：
（一）延续上一篇的庙算说，多算胜少算不胜理论。在庙算时，两军尚未交锋，胜负自然尚未可知；所以，开打之前，一定得具备上述起码的基本条件，否则别谈、别打；天下没有人能不用米，做出香喷喷的米饭。
（二）战争的基本开销这么大，所以：
（1）尽量不要轻启战端。
（2）开打之后，账单将高得吓人，而且没完没了。先自问：打得起吗？
但有了这些对战争的基本认识还不够，孙子又发出了下文中更严重的警告。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战争的花费这么大，代价这么高，所以，一旦开打，就必须打胜，而且得速胜；因为战争一旦拖久了，一定会战力递减，锐气消蚀，攻城则会有重大伤亡。军队长期在外征战，国家财政用度就会大受影响。
战力下降，士气受挫，财务耗损，物资紧张；一旦邻国知道我方窘境，趁机来攻，就算有智能之士，也无能为力了。
前面提到十万之师出动之前就有这么大的花费；一旦开战，就不仅是吓人的账单而已了。战争拖久了，就会内外交困，国力严重损耗；若有人趁机打落水狗，就全玩完了！
穷兵黩武 夫差败亡
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故事，最能印证孙子这个观点了。
吴王夫差曾击败越王勾践，迫使勾践称臣纳贡后，国力达到顶峰。
但夫差也从此志骄意满，其后二十年间，不断征战，伐齐、胁邹、迫鲁、攻楚；这还不过瘾，他还要搞黄池会，企图做天下霸主。
在夫差的恶搞下，吴国国力日渐衰退；相反的，勾践则不断埋头建设，励精图治，逐渐拉开与吴国之间的差距。从我长彼消，到彼长我消，最后终于在姑苏一仗，彻底消灭了夫差。
战争的代价这么高，拖久了后果这么严重；所以，在处理战争问题时，除了先庙算之外，还要有什么样基本概念呢？
别担心，孙子这里的议论，就是要为下文做张本。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用兵的基本原则是：
巧战速胜。
当然这是个很不容易达成的目标。既如此，则宁可战法实际一点而速胜，也不愿战法细腻而久战。
拙在这里不是愚笨、笨拙，而是朴实、实际的意思。
原因就像是上文所议论般——战争的代价太高，打久了后果太严重了。所以，宁拙速，不巧久。
道理很简单：
仗打得越久，对国家越有利的事，可从没听说过。
司马懿拙速取孟达
三国时代，魏国大将司马懿奉命讨伐叛将孟达。
孟达性格反覆无常，是个十足投机分子。之前叛蜀投魏，现在又要叛魏投蜀。而在事情未爆开之前，早就有人给魏明帝通风报信，明帝立刻交办给司马懿，要他预作准备。
司马懿马上给孟达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你当年从蜀来归，蜀国恨透了你，必欲杀你而后快；现在外面传说：你又要叛魏归蜀，我以为这应非事实才对！”
孟达看到信，以为朝廷还不怀疑他，对于举事日期也就迟不能定。
司马懿写这封信，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孟达远在一千二百里外的上庸，他要先稳住孟达，争取行军时间，而事实上，司马懿这封信也真的奏了效。孟达起事后八天，司马懿大军就已兵临城下。由于魏兵来得太快，孟达慌了，立刻向蜀国及吴国求救，司马懿也立刻反应，派出两支人马阻击蜀、吴二路援兵，并下达了不计代价的攻城令。一场大战下来，魏军虽伤亡虽重，但终究还是擒杀了孟达。
事后，有部属对司马懿的战术提出了疑问，司马懿回答道：
“孟达人虽少，但粮多，足足可撑上一年；我军人数是孟达四倍，但粮食只能吃一个月。打消耗战，我们是一比十的劣势，但打决战，我们是四比一的优势。四比一的优势足可以抵消一比十的劣势，所以只有不计代价，速战速决一途了！”
司马懿的策略完全正确，如果采包围的持久战，不但四比一的优势消失不说，还得面对一比十的劣势，这一来，麻烦就大了。在不可能巧速的情况下，他选择了以拙求速战略。
巧速是兵中善之善者也，极不易达到，但历史上还是有人以巧速取得胜利，最后得到天下的。这个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英主——唐太宗李世民。
第一部分第2篇 作战（2）
掌握战略制高点 李世民轻取天下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自杨玄感首先发难起兵后，各路英雄豪杰纷起。
炀帝大业十三年，李世民说动时任太原留守的老爸李渊，在太原起事。
这时候，造反的兵马已经有数十起，有的拥兵称霸，有的据地称王，大家砍杀成一团，彼此之间，互有消长。
只有李世民慧眼独具，把目光指向首都长安。
理由很简单：
（1）炀帝人在江南，这时打长安，不必和君王面对面，省掉不少以下犯上的伦理压力。
（2）长安地形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若能据有长安，进可攻，退可守，可先立于不败之地。
（3）炀帝已没人当回事，但长安还有太子留守，仍是形式上的权力中枢，可以此得“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便。
所以，在进兵长安的过程中，虽有隋将宋老生、屈突通的阻击，甚至途中还遇大雨被迫滞留，李渊吓得想退回山西老巢，以及可能与最有实力的李密产生冲突等问题，都被李世民一一化解。
几个月后，李世民拿下了长安。第二年即迫使隋恭帝退位，把李渊拱上了宝座，成了形式上的天下之主。由于快速地占据了战术及战略的制高点，李世民逐一削灭群雄，稳定了大唐江山。
李世民成功的关键在于直取长安的最高战略决策。事实上，在他拿下长安后，各路英雄还在互相攻伐；打了半天，“好汉”越来越少，留存的也越来越弱，等于自动帮大唐扫平障碍；最后“兵久而国不利”，全部被李世民轻松收拾掉。
明白了兵久而国不利之害后，就要避免打仗、常打仗、打长仗；而避免的方法就是“诡道欺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战争的最高境界。
所以孙子强调“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可真是用心良苦了！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车食可足也。
真正懂得用兵之道的人，兵役、劳役只微调一次，粮草补给不超过三次。
古代人民除了向国家纳税外，每年还得替国家免费干活。当年隋炀帝开大运河，造龙舟，就是用的不给钱的劳工。由于劳役没完没了，把人民搞得苦不堪言。经常干白工也就罢了！要钱也需索无度；死要钱也就罢了，还要抓人去打仗；打仗也就罢了，又老打输；打输也就罢了，输了还打；这根本是把老百姓当蚂蚁踩。国家穷了，老百姓活不了，反正横竖是死，不如起来造反，说不定还有活命的机会。当老百姓拿命来玩的时候，通常也就是政权快完蛋，君主快玩完的时候了。
有鉴于此，孙子才会强调：役不再籍，粮不三载，以免把老百姓搞死、搞火，把国家搞穷，搞垮；一旦老百姓火了，国家垮了，不但后勤没了，仗自然也就打不下去了；这当然有违用兵之道了！
取用于国，就是在国内只取得基本需要后，因粮于敌。
因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依靠、凭藉。因粮于敌就是：在敌国就地取食。这种做法的好处是：
（1）减少国家的负担。
（2）降低对后勤补给的依赖，以免贻误战机。
（3）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