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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这破天气真糟糕，脏死了。”
她把大衣脱了，搭在靠近门口的那把椅子上。我看见她的脸上都灰秃秃的一层土，问她要不要洗把脸，她想了想说算了，晚上洗澡的时候一块洗吧。她问我今天怎么样，我说能怎么样，反正就那样。然后说了蓓蓓要留级的事。小姑见我气哼哼的，就劝我，别管那么多了，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养病，至于别人的事跟你没关系。我说，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她是我女儿呀。小姑说，她当然是你女儿，她永远变不成别人的女儿，可你现在连命都难保，还谈什么母亲的职责，再说，蓓蓓一直跟着余利，他才是绝对的监护人，最该着急的应该是他。
“他？”我将声音挑得高高的。
“他除了挣钱还知道什么，整个一部挣钱机器。别说教育孩子，连他自己怎么活都不知道。”
正说着，电话铃响，是老总，声音里透着一种恐惧。他问我旁边有人没有。我说没人，您说吧。小姑便一声不吭地坐着。老总将他整个的检查过程给我从头到尾学了一遍，其间还夹杂着一些形容词，可说是不乏生动，以前在他的文章里都没见过。说完以后似乎还没过瘾，接着叹了三口长气，一副回味无穷的架势。我问老总什么时候出结果。老总说一个星期。我心想，这一个星期够他老家伙受的。最后老总又问我馨平怎么办。我说什么怎么办。她不去治病呀。我让老总先顾自己，确定自己没病再管别人的事，您得学会自私。我劝老总。老总又叹一口气，唉，大公无私惯了。
小姑问我什么事，我把馨平得艾滋病的事说了一遍。小姑说：
“瞧，有比你还倒霉的吧。”
晚上八点多的时候余利带着蓓蓓来了。蓓蓓“忽”一声拉开门，高兴地喊一声“妈”，不管我受的住受不住，就朝我扑过来，然后就在我怀里撒娇，说真想我什么的。那一刻我想，什么他妈的留级不留级的，管他妈的，亲情是最重要的。亲热够了，我还是问了她留级的事情。
蓓蓓光洁的小脸在灯下奕奕闪光，她把嘴一撇，眼睛不屑地向上一扬，她说那完全是年级组长那个姓阮的胖子跟她过不去。我说什么软硬的，先说自己的问题。最后她承认多次旷课。
“旷课！”我吃一惊，问她旷课干吗，去哪儿了。
蓓蓓坦然地说跟李杨在一起，并补充说我见过的，一起吃了西餐，在“热带雨林”餐厅。我打断她：
“不用提醒了，我还没丧失记忆，我只问你跟他在一起干什么。”
蓓蓓一副嘲笑我的口吻，干什么，妈，这还用问吗，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在一起，换句话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能干什么，你们都是成年人，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哑口无言，愣愣地看着蓓蓓，无意间瞥一下余利，也是一脸茫然和无奈。这世界上没有比当父母更难做的事情了。
第二部分21克爱情 9（3）
我泄了气，瘪瘪地斜倚在床上，跟余利大眼儿瞪小眼儿。蓓蓓像只麻雀似的在我的屋子里蹦来蹦去，这看看，那瞅瞅的，最后发现了那两只铜烛台。她拿起一只掂过来倒过去地看了一阵儿，对我说：
“妈，我喜欢，送给我吧。”
不等我回答，她已经将烛台放到了自己的包里。
这时，蓓蓓脱去了身上那件短得只到腰带的牛仔夹克，露出一件低领浅粉色毛衫，脖子上系一条窄窄的红色羊绒围巾。毛衫紧紧地裹着她的身体，昂扬的生命力透过毛衫的每一条纤维强烈地辐射出来，我感觉到那种生命力对于我的威胁，残破的东西是无力面对美好的，面对的结果就是加深残破的程度。
蓓蓓挨近我，蹭着床沿儿坐下来，一双清澈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瞳仁儿里映现着我变了形的影子。蓓蓓伸出一只手，柔软地抚着我的脸颊，突然，她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她问我真的会死吗，并说她很怕。我吃惊地看着她，问她是听谁说我要死的，纯粹是胡说，我有些气急败坏地看着余利。余利慌忙摆手说不是他说的。
趁蓓蓓去大姑屋里时我对余利说，你应该好好管管文蔷，她怎么能对蓓蓓说什么我要死了，这对孩子多刺激。余利不说话，闷着头看电视，电视里正播警方怎样逮住了一个大毒枭，屏幕上是大毒枭的一个特写镜头，大毒枭面皮白净，神情坦然，说话慢条斯理极有板眼，竟然有一种领袖风范。余利一边看一边感叹：可惜，他要是做其他生意保准能做大。我说：他现在做得还不够大呀。余利笑了，扭头看了我一眼，从上衣兜里掏出一盒烟，想起了什么，问我能不能抽。我说最好别抽。他便将烟盒放回兜里，问我怎么办。我知道指蓓蓓。我赌气说，你回去跟文蔷商量，你是她的监护人，干吗问我，再说我已经活不了几天了。余利说，这话要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你又得急。
余利又把烟盒掏出来，站起身朝外走，他推开门的时候一股强烈的冷空气卷进来，夹杂着雪的潮湿气息。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从我的窗户射出去的灯光下，细细的雪粒儿精灵一样闪闪地朝下坠落，地面已经覆了一层白霜。天气预报没有雪，预报不准再正常不过了，老天爷的事情，人怎么能作主？但城市里的居民们早已被嘈杂和拥挤的空间掠去了忍耐和宽容，他们像教徒们诅咒罪恶一样诅咒着气象台，骂他们“瞎报”，纯粹是“放屁”；如果报了阴天或雨雪，而相反阳光灿烂，一些人便毫无顾忌地骂气象台是“傻逼”。总之，城市的气象预报就成了“傻逼”放的“屁”。
余利手里的烟头一明一灭的，他站在北屋的廊檐下同小姑说话。余利低着头，一只脚在地面划着。小姑两手抱在胸前，头微微昂起。天色太黑，我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从他们的姿态上看得出无非在谈我，或者蓓蓓。谈我的病，无药可救的病，或许也谈到了我的死以及我死以后的事情，诸如墓地选在哪里什么的；还有蓓蓓的留级问题，和她那青涩得想想都能酸倒牙的爱情。蓓蓓曾经说过李杨的父母都在美国，姥姥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如果能让李杨的父母把孩子带出国就好了，起码能解燃眉之急。
蓓蓓的身影映在北屋的窗户上，她的双手比划着、说着，最多的动作是仰头或弯腰，那是在笑。窗外飘舞的雪粒儿、少女映在窗子上的动作、余利手中明明灭灭的烟头、小姑那种独特的傲慢的悲哀，这一切都收录在我的心里，我那易感和悲伤的心里。
我流泪了，莫名的感动左右着我。我知道那是对于生命的贪恋、难舍，然而，人的愿望对于命运的安排而言，近乎水和铁板的关系，人的愿望只能让那块命运的铁板更加光亮和坚固。
又一个早晨，当我从一场酣睡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我感觉到生命的活力再次回到了我的身体里，因为当我从深沉的睡眠中醒来，就好像我是一只浮游生物，缓慢而幸福地从黑暗恐怖的海底升上来，见到了能哺育生命的阳光和空气。健康的细胞迅速地在我的身体里裂变生长，伤口的疼痛已减轻了许多。这时候，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死亡离我还十分遥远吧，或者，它只是暂时地走近我、警示我，然后远远地离开了我，让我尽情地感受生的痛苦和快乐。
无论痛苦和快乐，生都是美好的；这是当死亡临近时，我因贪恋生命而发自内心的感慨，并非通常意义上人们那种空泛的叹息。我抚摸着身体上的刀口，结的珈已经掉了大半，新长的肉光滑细嫩，这无异于有着死亡标记的禁地上的一撮绿草，死而后生的希望。这让我想起了张同，或者说是张同一下子跳进了我的思维。
张同的形象和声音以及他谨小慎微的走路的形态，还有他轻缓无味的鼻息，甚至他走路时带起的那股清风，都真切地来到我眼前，伸手可触。但张同在我的生活里始终是一团白色的意识。我清楚，是疾病，我的疾病阻隔了张同的真实性；或者说是医生这个特殊的职业让他仅仅具有医生的真实，而失去了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的清晰度。我和张同仅凭生、死、疾病，这些严肃得近乎可怕的字眼儿联结着。然而，我的禀性里有一种执拗的成份，我非要让那团白色的意识涂抹上一层粉红，在我的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刻，这抹粉红对于我至关重要，这是我对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