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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还是如老太太所说得了肠梗阻，但那不是因为不活动导致的，而是癌瘤大面积的转移到了肠道造成的，那表明我在与死亡争斗中输定了。
女孩儿说要去楼道里玩，话音没落，人已经跳下床冲出屋门。女孩儿出去以后，老太太转过身对我说：
“就这么一个小人精儿，也能得什么癌症，那种病也是随便得的，她爹妈还在国外，什么都不知道呢，你说我怎么向她爹妈交代呢。”
我想安慰她，可张了张嘴却没声音。这时一位胖乎乎的中年男人走进病房，后面还跟着几个漂亮女人，那几个女人有的手里拿着花，有的提溜着装满食品的塑料袋。那男的看着极为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是谁，这时就听老太太同中年男人打招呼：
“董浩叔叔来了。”
我才想起他是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的那个董浩。他们在一旁说着小女孩儿的病情，老太太禁不住掉起眼泪来。而这工夫我却由于麻药劲儿彻底过去了，身体由刚才的隐隐作痛变为疼痛难忍，就像有一把刀子在我身体的各个部位上猛扎乱砍，让我防不胜防，只能一通的“嗷嗷”狂喊，惹得一旁说话的老太太和“董浩叔叔”停下交谈同情地看着我。在我狂喊了四、五声之后，王丽走进来，她将两只手揣在白大褂儿的兜里，站在我的床前笑吟吟地望着我，似乎她看到的只是剧院里上演的一出活报剧而已，我那种撕心裂肺的呼喊只是一种对于痛苦的摹仿，她笑则是在赞赏我的演技高超。
没过两分钟，梁雨走进来，看到我痛苦万分的样子，慌忙将手里那束白色的百合花扔到床头柜上，紧张地问王丽怎么办。王丽说等于大夫来了再说吧，没人敢给她用药。
老太太和“董浩叔叔”知趣地出去了，王丽对着梁雨的耳朵说了句什么也走出病房。梁雨走近我，带着一身的忧愁和凄惨的爱情，他轻轻地抚着我的右手，我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那是从他的心传出的，是因为一种怜悯？同情？或者已经分辨不出颜色的爱？
我在自己那一声接一声的嚎叫中艰难地打发着时间，在疼痛的间歇里品味着疼痛的尖锐，以及它那摧枯拉朽的气势。疼痛是人世间所有感觉里最强烈、最激动人心、最能让人忘乎所以的一种，也就最难以忍受，最令人失魂落魄、寻死觅活。所以，即便梁雨忠贞不二的爱情，对于我的疼痛也无济于事，相反，他的不由自主的颤抖让我反感，我更需要他的坚强来支撑我脆弱下去的神经，而那种颤抖（尤其是来源于一个年轻健康的身体）将我身体里残留的勇气全部抖掉了。
“你不要再颤了！烦死人了！”
我趁着疼痛小憩，嘶哑着嗓子喊了一声，梁雨听到我的喊叫便像触电似的动了一下。这时，又一阵疼痛冲击波似的掠过我的五脏六腑，超越了我的思维和意志，让我在它面前丧失了一个文明人应有的行为准则，我用一种更加疯狂的嚎叫与疼痛抗衡。我知道，用世俗的眼光看，迫于疼痛的压力而大呼小叫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百分之六十的中国人认为忍耐是一种美德（这只是粗略的统计，实际上比例还要大），在生活中你要忍受贫穷以及生活的枯燥；在医院里就要忍受疼痛，你因为疼痛而嚎叫，至少说明你不够坚强和勇敢，而坚强勇敢的反面则是软弱、胆怯，这样，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你都已经丧失了某种美德。
第二部分21克爱情 7（3）
这些思考都是疼痛过后的反思，而此刻我已被疼痛折磨得几乎可以说人事不知，脑子里除去对于疼痛的恐惧外什么都没有，像一片收割过的庄稼地，过去的一切统统不留痕迹。
在张同走进病房的一刹那，我的一片空茫的思维中就闪现出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人民的大救星来了！
张同的脸上还是那副悲天悯人的微笑，他轻捷地走到我的身旁，带着一股清风（这是污浊的病房里绝对不可能有的，到我临死前也没弄明白伴随着张同的那股清风从何而来），他示意梁雨让开，然后弯下腰轻轻掀开被子，解开那根紧紧捆缚着我的带子，查看我的刀口。奇怪的是，在张同做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刚才还万分凶猛如狼似虎的疼痛已不知去向。
“还好吧？真的很疼？”
张同一边为我重新将身体包裹好，一边侧着头问我。
王丽走上来帮张同，于捷则插着两手站在一旁，脸上一副看热闹的表情。于捷是大夫里面的另类，他既不象张同那样有着漫无边际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也不象大多数医生，对于病人的病痛熟视无睹，在他那副近乎玩世不恭的表情下隐藏着什么，是谁也揣摩不透的。
我嗫嚅道：“刚才很疼……现在好多了……”
张同直起腰，凝视着我说：“最好能忍一下，阵痛药对你会有副作用的。”
略微停顿了一下又道：“这种术后疼痛应该是能忍受的，而且依照你的情况……”
张同没有说下去，他不刺激病人，这是后来在许多次的交谈中我了解到的，张同的思维是标准的医生式的，他在考虑人的精神状况的时候总是以身体为前提，一不留神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在以后的一次约会中，张同对我说了下面一番话。我们当时是在东交民巷那条幽静而洋气的街上的一家上海菜馆儿里吃饭，我已经历了三次化疗，头发掉得一根儿不剩，所以尽管当时正侄盛夏，我还是戴了一顶飞着花边儿的兰色蜡染小帽儿。他见我吃得满头大汗，就建议我摘掉帽子。我听张同这么说，就连忙用手护着我的头，生怕有人猛然将我的帽子掠掉。他看了看我，沉吟了一下道：
“病人的神经十分脆弱，可以说，当一个人的身体患病以后，这个人的精神也就跟着出了问题，这么说吧，通常意义上讲，健康的精神有赖于健康的肌体，你能同意我这话吧？”
张同说完，夹起一片蜜汁儿糯米藕放到嘴里。
我问他那我做完手术后为什么不让我喊叫。他有些吃惊地张大嘴，说他并没有不让我喊叫，只是觉得我的精神世界非一般人，毕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嘛。张同的幽默很愚蠢，远没有他的医术那么高超。
我仔细想了想，的确如张同所说，并非他不让我喊叫，而是我看见了张同以后就再没叫唤过。
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于捷和王丽消失了，梁雨还傻傻地躲在一旁发愣，显然，在医院这个特殊场合，医生的地位与上帝无二，其他的人只是可怜的陪衬而已，梁雨，以及他那对于我的成分复杂的爱情都是那么的不起眼儿，像是一件过时的衣服，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我说不清楚到底是因为我意识深层的喜新厌旧的传统恶习在起作用，还是由于梁雨和小凌的那段爱情让我“怀恨在心”，反正无论梁雨如何向我表达他的感情，我都无动于衷，就连我自己也感觉到一种可以称之为残酷的东西在我身体里窜来窜去，由此我想到，残酷的确是病态的，尤其在我这样一个癌症患者身上。
张同走出病房的时候，在梁雨身旁站住了，然后他示意梁雨跟他出病房。我能猜出张同对梁雨都说些什么，无非是老一套，不外乎是些临终关怀之类的嘱咐。
五分钟以后，梁雨回来了。我问他张同都跟他说了些什么。“还能说什么，不就是那些话吗，还能有什么新鲜的。”梁雨表现出对于张同的不屑一顾。
“你怎么不叫唤了？张同对于你来说也就相当于一针吗啡，止止疼也就算了，你真指望他能爱上你？做梦吧。他那种人无论脑子里还是眼睛里，有的只是器官和组织，他要是脱了那件白大褂儿就什么都不是了，跟一傻逼没什么两样。”
梁雨的话虽然可说是“一针见血”，但对于我来说却失去了一针见血的效用，我既没因为他这番话心惊胆战，也没有因他窥破了我的心思而羞愧难当，相反，我相当坦然，我平展展地躺在病床上，眼睛的上方是晶莹的药液一滴一滴地朝我的血管里不厌其烦地流，耳旁是心脏监视器不时发出的“滴滴”的声响，窗外的夕阳虽然失去了力量，但让你觉得暖融融的，与我虚弱的体力正相匹配，身体里的疼痛彻底沉睡在某个角落里，舒适的氛围便在整个病房里弥漫开。细细想来，这种坦然恐怕仰仗于我身体里的癌细胞，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