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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十分鲜明的例子。
十分关注如何就人种这个概念来提出严肃的生物学理论依据的马夏尔发现，最说明问题的对比不在于那些如肤色、颅骨形状等表面特征，而是在于民族的基因构成：是由于两个群体的各种基因的基因频率，而不是人的面貌，使其产生根本性的差别。这就是被广泛流传的一位非遗传学专业医生的卓越见解，他在当时就选择了这条研究领域广阔丰富的道路。可惜，当时除了用ABO血型来描述群体特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可用的资料。马夏尔发现，从一种血型到另一种血型，表型A 、B、AB和O的出现频率有很大的不同，在欧洲的东部尤其是东南部，B型的人更多。他使用一种名为“血液的生物化学指数，I”的关系来描述一种血型的特征，其中fA即为A血型的出现频率：
I=fA＋fABfB＋fAB
这个指数有点奇怪，但是它的确能够区分那些“指数”高即A血型人多的群体与“指数”低即B血型人多的群体。作者罗列了许多数字，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指数I 的渐变，它最初只是一个价值标准的参考系数：法国人的指数为3。2，德国人为3。1（但是黑森林地区的德国人的指数达到了4。9，那里的居民属于“短头型的阿尔卑斯山人种”），波兰人的指数“只有”1。2，犹太人则是1。6，而黑人的指数只有0。9。作者用了很长一段篇幅的文字试图减弱波兰人的低指数所造成的坏印象：华沙市的学校里的学生的指数达到了1。6，“因此波兰人的指数比我们所能设想的更接近我们的指数。法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婚姻会孕育出很好的产品。然而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第三代有可能会恢复到波兰人的低指数，就像那些必然又恢复到黄种人指数的印度支那混血儿一样。因而存在报废品的可能性”。
我们不要执著于这些言论的不可思议的愚蠢之处。我们的目的在于揭示一个数是如何使这样一种武断的说法（“法国人高于犹太人，犹太人高于波兰人，而波兰人又高于黑人”）披上科学论证的外衣的。只需要设想这样一个指数，它的计算方法相当复杂，复杂到足以迷惑那些没有任何成见的人，然后把这个指数作为一个价值标准就行了。
由于法国人的“生物化学指数”确实高于波兰人，由此推演得出法国人高于波兰人是武断的结论。这个肯定命题假设由指数衡量一种价值，而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假设。如果诸如马夏尔之类的作者满足于以此来判断个体、血型或种群，那么这种结论并没有什么十分严重的后果。但是显而易见，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优化”人种。
暗示性地让所有的好公民认为应该为增加本国的“生物化学指数”而努力，同时还做了一些数学演算的马夏尔指出，只需减少分母就能够增加指数。因此他建议：假如心理和公共卫生研究成功的话”，那么将从法兰西民族中“消除”那些B血型的个体，“只保留AB 血型的人”。
他准备做各种各样的实验，他还对法裔加拿大人感兴趣，认为他们是“精力充沛、健壮，但意志稍嫌软弱、批评思想过强的人种”，并且建议把“一定数量的法裔加拿大人家庭移植”到（也就是说使其血缘混杂于） 法国人（诺曼底，布列塔尼）或“新法国人”（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环境中去。
这些胡言乱语不值得我们关注，但是它们又具有某种典型性。这些荒谬之词首先证明了种族主义胡话并不是包括纳粹分子在内的德国人的专利。这些胡言乱语更表明一篇点缀着少数数学术语的演说，能够极为容易地说服那些没有思想准备或没有时间剥开这层虚伪假象的读者们。
以马夏尔博士为例，我们能够想像到他自己也上了这个伪装的当，在最近发生的某些我们应当提及的类似情况里，人们很难相信这种善意。某年夏天，一种被称为“新右倾”的政治派别从媒体的关注中受益。这个派别的目标之一就是与“盲信平均主义”作斗争。从人类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显著的多样性出发，这个新右倾政党的思想家们宣称“不平等是个事实”（作者为德·伯努瓦［A。de Benoist］，文章登载于1977年11月19日的《费加罗报》）以及必须对人类社会中的“下等人”和“上等人”加以区分（作者是路易·鲍维尔斯［Louis Pauwels］，登载于1980年3月15日的《费加罗杂志》）。
与弗朗西斯克·萨尔塞的时代有所不同，问题不再是“文明人种”与“未开化人种”之间的对立，而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来对比那些合群的人和被排斥者。
他们声称世代相传的社会等级制度是正常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论证这种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此类荒唐的言论是由一位加利福尼亚商人格莱海姆（M。 Graham）提出的，他于1979年初创建了一家精子银行，银行里的精子均由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提供。那些被问及此事的遗传学家们一致表示，这种做法违背了科学，极其荒谬可笑。新右倾主义者却把它视为改良人种的惊人尝试（见《费加罗杂志》，1980年3月8日）。
然而，这样一种观念的散布为种族主义提供了素材（因为，除了像那位用词“高雅”的路易·鲍维尔斯那样，除了承认我们人类的种族中存在着低等群体和高等群体之外，种族主义还能有什么作为呢？），种族主义观念在日渐普及，种族主义者们公开表态，进而发展到犯下令人发指的谋杀罪行。于是，人们总是听到一些作者在声称他们从未发表过人与人之间的天赋等级之类的言论。很难相信他们的真诚；他们不是从前可能沦为数字圈套的牺牲品的萨尔塞或马夏尔；他们自己利用了一种建立在数的基础上的伪科学来给读者们设下了圈套。
第二章 数的圈套秩序的圈套
从与“数”的定义相关的优等和劣等概念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这个概念创立了一种“秩序”。这个词很不幸地令我们联想到很多东西，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让每个物体“各在其位”的安排；它还牵涉组织、协调（“在这一点上，并非一切均为秩序，还有美丽、平静、奢侈和愉快……”）。在我们本能的二元论思维反应中，与“无秩序”相对的“秩序”当然属于好的一面。我们的瑞士朋友如果确信“一切都有秩序”，他们就会百分之百地满意。物理学家们在使用这个词作术语表达“能量减弱”和“熵的增加”的方面已经发展到滥用的程度，他们阐述这个符合热力学第二原理的过程，把它视为物质趋于一个更大的“无秩序”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这个原则表达的是各种结构都无法避免的老化过程，曾经确保了整体的协调运作的各元素之间日益松弛的关系，以及那些逐渐扩展最终导致整体解体的混乱区域的出现。我们将在第8章研究与这条乏味原则相关的问题。当今的某些作者曾提及其界限（比如普里高津和斯唐热的著作 《新联盟》，同前书），我们在这里强调指出，把它表述为一种“无秩序”不可避免地战胜“秩序”的不幸胜利是多么地模棱两可：为什么一些散乱地但是或多或少均匀地分布于空间之中的粒子的整体，会不如这些粒子相互作用而成的聚合体“有秩序”呢？问题的答案与定义或感情相关。
鉴于“秩序”一词所牵涉的模糊数学或者强烈美学的怪异含义，使用该词常常会“犯下背信罪”（如何拒绝为秩序辩护呢？）。
法国作家保尔·瓦莱里保尔·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译注就曾经令人惊叹地揭露了这个圈套，他写道：“有两种危险在威胁着世界，秩序和无秩序。” 无秩序代表了死亡向人类发起的进攻，而绝对秩序则象征着人类战胜死亡所取得的胜利。生命竭尽全力在这种普遍的无秩序中开辟道路，在使运动失去目标、使言语失去意义的无秩序和静止不动、静默无言的秩序中开辟出道路。这两个极端同样地危险，应该像普瓦提埃战役在1356年的普瓦提埃战役中，法军失利，法国国王成为英军的战俘。——译注中那位绰号“好人”的法国国王一样，同时令自己避免左倾和右倾。
但是我们的反应使我们更加关注无秩序所造成的危险。我们认为法庭判决那些“危害公共秩序”者以罪刑是正常的事情。假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