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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上的八景之一就是“冬晨雾盖镇”，所以一到冬天，起来早的人就特别多。但起来早的大半尽农民，农民起早为捡粪，雾对他们是妨碍，小半是干部，干部看了雾也就看了雾了，并不怎么知其趣；而能起早，又专为看雾，看了雾又能看出乐来的，何人也？只有他韩玄子！
再看欧阳修是怎么写的——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我这点小小的考证和比较，不知平凹以为然否？我绝不是说平凹模仿了古人的文章，我是想说，平凹能含英咀华，取精用宏，得古人之神韵。
九
若将平凹近期的中篇创作，放在一个大的文学背景上考察，还能看出点别的什么。
剪除四害之初，纵然是批判四害的文学作品，仍未脱尽“文化大革命”中积久成习的那种文风。事实上，这种文风，可以上溯到“文化大革命”前，甚至更早。后来聪明的作者，又从苏联和欧美借鉴过来一些东西，使文学界耳目一新，很热闹过一阵子。然而，毕竟是移植过来的嘉禾，与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土壤不那么适应，难以获得丰硕的果实。近年来，不少明智之士意识到这一点，又开始了一个“回归”的热潮，在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五四”以来优秀的文学传统中，寻求对现实的理解和表现。沈从文写湘西生活的作品重新得到重视，是这一热潮的滥觞；一大批写各自乡土的作品的涌现，则是这一热潮翻起的汹涌波澜。
我并不是说，平凹是个见风使舵的人，不是的。他是有自己的一贯的执著的美学追求的。在同时代的中青年作家中，他似乎是较早而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并在作着扎扎实实的努力。走上这条路，对他来说，是必然的，就像出西安往东，只会看到骊山华岳、黄河和中原大地。若是看到大漠和天山，那倒是奇怪的了。从《满月儿》到《静虚村记》，再到《天狗》，不正是这位寻觅者的一串坚实而又缜密的足迹吗？
平凹的为人怎样，我不太清楚，仅从作品中看，他心境恬淡，处事平和，该是最有文心，最宜于在艺术的田园里耕耘的。
他只是一味地写，写，还是写。著作之丰赡，令人咋舌瞠目。古人说陆游写尽了天下的好诗句，看平凹这势头，他好像决心要写尽天下的好文章似的。真不知他那看似孱弱的身躯里，何以能容得下那么大的创作热能。我绝不是说他无思想，无操持，是某些人自许或许人的“写作机器”，而是说，他的思想，他的操持，都在写之中。说到这儿，我要斗胆说一句怕连平凹本人也未必赞同的话，即他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这种说法似乎有贬斥的意思，实则不然。既然我们可以说献身于文学艺术，为艺术而怎样怎样，为什么就不能说为艺术而艺术呢？前面我已说过，如同政治可以涵盖一切政治活动一样，艺术也同样可以涵盖艺术的一切内容和形式；它本身也就是它的作用和目的。太平盛世，治具毕张，提倡一下为艺术而艺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我们的文学队伍中，不是这样的作家多了，恰恰是太少了。而当这样的作家，要比当别种模式的作家，来的难得多。
先前听人说平凹曾皈依佛门，见诸文字的说法是“在宗教里寻求对现实的理解”。硬要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找什么踪迹，我看他倒有点道家气，书斋取名“静虚村”便是一证。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还是要多读书（6）
中国的文化渊源，可分作儒释道三家。实际上哪有什么释，若有，也是道化了的。儒道之中，儒是世俗的，道是超然的，儒是偏狭的，道是博大的，儒是政治经济的，道才是文学和艺术的。古代东方的神秘主义哲学，和现代的科学文化，在精神本质上是相通的。在我国，从古到今，凡潜心于文学艺术而终成大业的，几乎都经过了一个由儒而道的过程。现今的文学作品，儒气重了些（不是不该有），有点道气，倒不失为一种解脱，至少也是一种高层次的追求吧。
平凹的这几个中篇发表后，又听人说他急功近利，似乎在讨好什么。真叫人不好理解。若是个东西，你可以把它放在头上，也可以踩在脚底。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操持的作家，如何能这样随意臧否呢？既说到这儿，我就不妨再多说几句。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在于为不为政治服务，而在于怎样的服务。配合中心，图解政策是一种，净化心灵，致君尧舜，亦是一种。提为政治服务而能兼收并蓄，正确疏导，于文学的繁荣并无关碍；不提而仅作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于文学的发展恐亦无大补。关键不是别人要我们怎样，而在于我们能否认识文学的真谛，负起文学的使命。倘是利禄之徒，钻营之辈，恐怕越是提倡创作自由，越是有机可乘——他的志趣原本不在文学上。而真正的文学家，既有幸躬逢盛世，纵使俯首书案，笔尖朝下，他那纯洁的心灵，总是和人民、和领导着人民正在进行着旷世伟业的党中央呼吸相通的。这是真正的文学家的良知，也是新时期文学家应有的使命，怎么能诬之为“讨好”呢？
十
我和平凹只有一面之识，交谈也不过寥寥数语。我当编辑，约他为我们的刊物写篇散文，他寄来了，附信中要我看看他近期的几个中篇，且说要听听我的“高见”。我喜欢他的作品，更喜欢他的坦诚。也就不揣冒昧，谬托知己，率然加以评判。
我与人交往，平素可虚与委蛇，唯作文章，但求直抒胸臆，既不愧于自己的谫陋，也不敢念及朋友的情分。若有冲撞之处，想来平凹是不会见怪的。
此文草成后，总也想不出个合适的题目。要用几个字概括平凹的创作或者我这篇文章的内容都不那么容易。不知怎么一下，脑子里闪过一句诗来：“且化浓墨写春山”，谁的？准确不准确？不知道。只是觉得这个“化”字与那个“浓”字对照之下，多少能显示平凹作品的特色。至于春山，权指新时期的商洛山吧。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韩石山酷评——钱锺书
钱锺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异数，赞美他的，和批评他的，很可能到头来都是一样的不得要领。从小说层面认识他的，看到的是他的诙谐、多智，是个东方朔一流的人物。从学术层面看他的，看到的是博学多识，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若是想到他成名于解放前，生存最久的又在解放后，处逆境而自甘淡泊，受尊崇而不事张扬，还得说是个耿介之士。尤其是他的死，那么平静，那么简约。综合这几点，可以说，只有他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过是瞎子摸象罢了。
我对钱氏，绝无一究其底里的奢望，只是对他的为人与为文，有一些兴趣。写他的“淫喻”，评他的“赞语”，都是出于这样的心理。对他的为人与为文，能会心地一笑，已然是了不起的理解。虽然如此，在别的文章中，对他的学问，也说过一些不恭敬的话。记得曾说过，要靠他的《管锥编》打通中西文化，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还说过，他的学问有多大，若用白话文写出来，就全明白了，用文言文写出来，实在不敢恭维。为这几句话，还受到几个坚定的钱迷的攻击，说我是无知，是伧夫。我没有辩白，本来就是伧夫，就是无知嘛。
然而，待到钱锺书、杨绛夫妇，为《围城》的校注本对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龚明德大张挞伐，为《钱锺书与》一文的笺证对辽宁的范旭仑、李洪岩提起诉讼，我就觉得这两位大作家大学者做得有些过了。偌大年纪，偌大名气，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些许小事上动真格的呢，“四人帮”肆虐多年，也没见你们动过这么大的气，怎么几个年轻人不过是因为热爱你们才校注、笺证你们的作品，就这么不依不饶呢？莫非钱、杨这样的大智者，到了晚年也会像常人一样糊涂了吗？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钱锺书的“淫喻”
“喻有两柄复具多边”。这是钱锺书先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