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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怎么能这样随意篡改、编造日记呢？他没有想到杨联陞是个写日记的人，更没想到周一良会托人将杨这天的日记从美国抄了回来，更更没想到在他“重写”多少年之后，有人会对此案一审再审。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韩石山酷评——贾平凹
批评不全是起于仇恨，还有可能是缘于情谊。
整整二十年前，我是《黄河》的副主编，刊物刚创办，很希望得到名家的稿件，便给贾平凹去了信，此前就认识，平凹寄来稿子并附信要我看看他近期发表的几个中篇。那两年我写评论的兴趣正浓，看后便写了篇评文发在《文学评论》上，有赞美也有批评，自以为在我的批评文章中是难得的佳作，便是收在这里的《且化浓墨写春山》。
没过几年，《废都》发表后，平凹已俨然大家矣，我们的交往也就淡了。或许是有先前的交往，对他写作的走向，我一直是关注的。这样的大家，只要你也在文坛上厮混，想不关注都不行。他会不时地抢入你的眼中。他确实是个独特的，才华横溢的作家。有次回答某报记者提问，说是你最佩服的当代作家是谁，我说有两个，一个是贾平凹，一个是王朔，他们都是用他们的作品改变着社会理念的人。
然而，或许是爱之太切又期之太殷吧，越到后来，我对此公是越来越不满意了。我总觉得，成大名之后，他身上少了些清俊之象，而多了些酸腐之气。具体表现是常谈玄学而少读书，不恤苍生而敬鬼神。在当今之世，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很可惜，也是很可怕的。文化人要有识见，要有担当，纵然自己受过些磨难，也应虽九死其犹未悔才是正途。谈玄学，敬鬼神，不管如何自命高雅，都是逃避，都是怯懦。
整整二十年后，又写了这篇《还是要多读书》，意在劝平凹不管名气多大，都不要忘了多读书。不是说多读书对他的写作有多少益处，而是要他砥砺气节，勇于担当，负起读书人的责任来，莫要辜负了读者的殷切的期望。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还是要多读书（1）
就像面容的既丑且老一样，我的性格属于既迂且执的那种。生活上还没什么不便，不吃别人家的饭也就碍不着别人家的事。工作上可就不然了，担负着一个刊物的主编之责，在审稿上这迂且执就叫人头痛。这不，方才编辑送上一件来稿，是批评贾平凹的，措词相当严厉。我看了编辑一眼，他坦然地扭过脸去，那神情分明是说，你看着办吧。
我看出他的心思。他该知道，有几个作家，我是不愿意在我办的刊物上批评的，其中就有贾平凹。不是我们的关系多么好，见过一两回面，通过一两次信，还是多少年前。仅此而已。是我觉得，中国的优秀作家太少了，就这么有数的几个，该给他们留足面子。批评不是擢拔而是芟夷，去掉杂草苗儿自会茁壮成长。这是我签发批评文章，也是我写批评文章的宗旨。看看再说吧，我抬抬下颏。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他很不情愿地走了。
文章是西北一位青年评论家写的，此人我认识，精悍，正直，有热情也有眼力；批评的是贾平凹的新作《秦腔》。措辞相当严厉。文中有这样的话：“我经过艰难的权衡，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部失败之作，而且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里，几乎是最失败的一部，或者仅优于《商州》。”不至于吧，我对自己说。打开电脑，搜索一番，果然好评如潮，三月二十五日在复旦大学开的《秦腔》研讨会上，上海的评论家、作家对该书的评价，报道者用了“不吝赞词”四字概括。评论家王鸿生、罗岗说，这是一部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是贾平凹创作上的又一高峰。作家张生说，自《废都》后，他就在等待一部“废乡”，现在“废乡”终于以《秦腔》的名字出现了。此书我在书店翻过，也注意到了批评文章中说的那些秦腔的曲谱。贾氏在后记中说，他写此书，是要为故乡树一块文学的石碑，同时也担心这种写法，这样“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能否为都市的读者所接受。这初衷，这写法，倒是和批评者的指责相吻合，可说是一个钱币的两面。
公允地说，我是喜欢贾平凹的小说的，多少年前还曾写过一篇不算短的评文。打住。我犯了一个我的许多同伴常犯的一个错误：批评名家之前，总要先把好话说够，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卑下。鞠躬作揖，末了是几句不相干的批评。论人格反不如那些阿谀者来得坦诚。须知批评家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不是谁家的清客，得看主子的脸色，也不是谁人的妻妾，只有服侍的职责。他有选择的自由，也有评判的权利，他唯一的依凭只是自己的良知与学识。就在这一瞬间，我推倒了自己砌起的墙垣，修订了执行多年的规范，签发了这篇未见其多么高明，却真正出自批评者心性的文章。
由此我想到了贾平凹这些年的创作，不，还有几个我平素也还心仪的作家。以他们当年的态势，是可以有一番大作为，成就一番大事业。为什么几年间，一个个如缤纷的落英逐水而去，如绚丽的云霞转瞬即逝？这些人中，平凹算是好样的，还在勉力支撑着，却分明显出了疲羸之象。恍惚间我又想起了中国的贪官们，怎么就那么不能志存高远，怎么就那么轻易地见钱眼开？要贪也得到了督抚的位置上，不过州县小吏就那样的狼狠羊贪，其人格何其渺小，其境界又何其低下。莫非中国的文人也和中国的政客一样，都难逃这命中注定的劫数？虽说体制和时势有它的必然，我们就不能遗世独立我行我素？虽说普天之下物欲滔滔，我们就不能超然物外自甘清贫？
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是这里要探讨的，但我总觉得，有一个地方他们——作家与政客——有着共同的亏欠，那就是不读书，或者说是读书少了些。境界不高，行事也就难免卑污。
政客们不说了。我去过一些作家朋友的家，有一点怎么想也想不通，以他或她收入之丰，游历之广，其藏书却少得让人怜惜。多的是刊物，如《收获》、《小说选刊》之类。也由不得顿生敬意，一个不怎么读书的人，居然写出一篇篇一部部的佳作，不是才华横溢又是什么？反证比正证来得更其有力。（当然，也有其藏书让我钦羡不已且自愧弗如的，比如一位老兄就出价十几万，购藏了一套四库全书。）读书不光是增加知识，也是提高境界的不二法门。学问凭境界，写作也凭境界，就是科学研究，也莫不是凭了境界。最近看报纸，几个青年学子向一位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请教科研的门捷，此公所赠只有三字：多读书。不读书，不多读书，单凭那点才气，灵性，焉能不落花流水，转瞬即逝？
还是说贾平凹。在我的印象中，早年的平凹是爱读书且会读书的，有极好的悟性，学啥像啥。上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热刚起来的时候，别人还仅止于谈论，他已然能写出一手纯熟的沈体小说了。中学读过的一些古文名篇，在他的笔下常化为一篇篇别有韵味的散文，比如那篇“与小妹书”，就颇得韩愈《祭十二郎文》的韵致。中外名家的著述，未必深入其中，随手翻翻，也就能取精用宏，堪称神似。有篇文章说，平凹书房的墙上挂着几个作家的小肖像，计有列夫·托尔斯泰、苏东坡、乔伊斯、张爱玲、海明威、沈从文。没有挂上的，他喜欢的作家还有鲁迅、林语堂、博尔赫斯、福克纳。心之所喜，常是性之所适。看看这几个作家，不难寻按出平凹早年风格变化的轨迹。如今挂在墙上，说是师法，莫若说是一种纪念。也不是没有例外，海明威的简削，鲁迅的冷峻，都是他没有的，也是与他的性情不相宜的，只能说是从俗罢了。中国的作家谁敢不尊崇鲁迅？外国的作家中怎么能少了海氏？
悟性好，模仿力强，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会读书，别一方面也说明他的读书，始终停留在一个低浅的层面上，学习写法，学习文句的摆布。早年的读书，更多的是一种点化，点化了他的心智，点化了他的灵性。中篇小说《天狗》，可谓贾氏的典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