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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潜园传奇（4）
七
如果将光绪八年《皕宋楼藏书志》的出版视作一条艺术上的明显的分界线，此前陆的精力一直集中于收藏与社会活动的话，那么从那时起到光绪二十年因病逝世，我们将看到他终于已经慢慢静下心来，开始致力于他真正的名山事业——读书与著述。昔日宦海风波的弄潮儿居然一变而为潜心学问的作家，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令人高兴且油然而生敬意的事情。那几年文坛中人在纷纷对他刮目相看的同时，确实也被他每年几十卷乃至数百卷著作出版的速度吓坏了。杭州的朱苕水在复他的札中不得不坦承“前赠诸作，弟读之尚未终编，今又获三种”，并称“寿世著作，与年俱增，等身之誉，不让古人”。而苏州的末代状元陆润庠更因“见惠大著全部，愧无以相报耳”而感到十分不好意思。那段时间他是那样醉心于著书立学以至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由他的堂弟陆学源、门客李宗莲、学生李延达等各司其职。加上潜园内的排版车间，苏州几家定点的印刷工厂，俨然当今京城某些大腕书商现代化的商业运作手段。到了他临终前出版个人著作《潜园总集》，其作品数量竟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五种九百三十六卷。如果加上他参与编辑的《同治湖州府志》、《归安县志》、《湖州丛书》十五种七十五卷，以及革职归里初所写的《罪言》等（后经友人奉劝未予出版），相信这一数字将更为耸人听闻。
但北京的李慈铭好象永远也不肯宽恕陆心源，这曾经让同为湖州著名藏书家的周越然先生感到深为不解。“李氏对于陆氏，似有难解之仇”。除了在著名的《越缦堂日记》里时有抨击外，就是一般文章札记里见了，也很难为他轻易放过。如光绪十三年他在应请为朋友傅节子重版《擘经室经进书录》题跋时，就曾因原书附有陆的一篇序文一事大为恼火：“至末附归安人陆心源一序，妄言轻诋，更足为累。节子刻此时，未尝相商，惜不得阻止耳”。周先生也许不知道李对陆之所以嫉恶如仇，有一部分原因是为陆与李之生平仇敌周星诒系朋友兼同僚的缘故。同治十三年陆在福建任上出事，时任福建建宁知府的周差不多同时也因涉嫌侵吞军装案被劾，下场甚至较陆还要悲惨，“奏赔吃亏之款十万元，革职遭戍”（详见周自撰之《橘船录》）。有意思的是致周下台的军服采办一事，其发包权恰属陆兼任的军需部门。何况两人在闽期间还平分了陈兰邻带经堂的全部珍藏，关系应该相当不错。当然，那时学术界对陆著作表示不敢恭维的也不止李越缦一人。叶昌炽“其所刊丛书，亥豕纵横，不可殚述”的批评，瞿子玖“大集熔铸百家，独运机杼，义法之精严，气体之浩博，固是伟视一代”的戏谑，随手摭拾，触目皆是。更让人遗憾的是，尽管陆一生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但在他身后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家辞典里，我们似乎都一直无缘找到他的名字。
生活在崇尚知识的年代里作为一名著名藏书家的声誉是现在的人很难感受的。皕宋楼与十万卷楼在时间中焕发着持久的魅力，而设在潜园内收藏普通版本的守先阁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慷慨与慈善向所有读者开放，甚至免费提供食宿。这使那些即使对陆怀有成见的人态度也开始慢慢改变。然而，正是在这样坐拥书城、著述自娱的优雅生活表层下面，陆为恢复自己政治名誉的努力却始终没有打算过放弃。说起来这也是他晚年心中最难放下的一件事情。一想到自己风云际会的一生将无法在身后的墓碑上展现，这是怎样的痛苦与残忍。就在他临终前四年，黄河的一场特大洪灾终于有幸为他提供了最后的机会。由于主动向山东灾区捐赈了一万件棉衣外加一万多两银子，山东巡抚张曜专折保奏，终于令他的历任官职中唯一干净的高廉兵备道一职得以开复。此前他曾通过浙江学政瞿子玖向国家捐献宋元精藏一百五十部，但未能奏效。得到的象征性恩典只是给了他两个儿子树藩树屏以国子监学正的荣誉称呼。即便如此，这对其时视政治声誉如大旱之望虹霓的陆依然非同小可。现今巍然树立在湖州潜园（为今莲花庄公园一部分）里的刻有这道圣旨的巨大碑石，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陆当时的心态与珍惜程度。
八
周越然先生对陆的容貌与精神特征是这样描绘的：“面团团，体肥胖，福相而兼富相”。这大约就是当时的政府总理翁同和得出“貌则甚俗”这一结论的唯一理由。从传统相术的角度而言，应该说陆的体貌并无任何异禀和过人之处。但就是这么个貌不惊人的家伙，一生中通过自我奋斗以及现实提供的各种机遇，竟把自己从一个鸦片店老板的儿子弄成从三品的政府大员，外兼名闻海内的大藏书家。在对现存史料的研究分析中我发现他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以尽可能争取到贵人相扶为最高原则。其次那就是善于发现并利用各种人情关系。即以革职以后为挽救自己名声所作的种种努力为例：晋省义捐开复原衔一事实际上有时任山西布政使的福建同僚林寿图暗中主持，向国子监捐书恩蒙纶音嘉谕则又是出于曾来湖州作客的瞿大军机的面子，而光绪十六年向山东灾区捐衣捐款，令他的政治生命得以全部恢复，更非如一般书中所言“广行善事，各地有灾，必为捐赈”，同样，这也是一种事先得到某种可靠承诺的有选择性的投资。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果勤（即《孽海花》中之章一豪）本系他直隶任上的朋友，而且多年来一直保持通信联系。至于陆的同学施补华时以候补道员任巡抚衙门高级幕僚，为张面前第一红人，言听计从，知道的人恐怕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光绪十八年五月五十九岁的陆突然出现在上海，准备再次摘下名士面具，大干一场。此前他又因多次赈捐本省灾情，得到浙江巡抚崧骏与朝廷重臣李鸿章的分别保举，经送部引见后，诏以道员记名简放——等于说又恢复到三十年前在广东的候补道员身份。一直对陆的经济头脑与才干有深刻印象的李鸿章——其中有郭嵩焘昆仲的面子——立刻以所辖上海招商局稽察一职相委。然而陆最终未能正式上任并非关键时刻急流勇退，知耻而返，而是他的左眼突然患病几近失明。尽管这对他的身体是一种意外的不幸，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并非全是坏事，因为这至少使他的晚节得到了保持。此后他一直缠绵病榻药炉间有将近两年之久，终因身心交瘁，药石罔效，于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在家中与世长辞。位于现在湖州鹿山林场区域内的墓地为他生前自己所选定。由于殡葬时有大量书画珍宝以及后周柴窑瓷瓶，古铜鼎彝等稀世之物陪葬，不到二十年陵墓就为人洗劫一空。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连他的遗骸也被重新掘出，当众焚烧。承现离休在家的湖州市政协主席董淑铎先生见告，当时他曾设法保存了陆的部分骨灰。八十年代末在与陆氏后人联系上后，曾去函询问处置事宜，却令人意外地被告知委托他代为送到殡仪馆安置。
潜园传奇至此似乎全部已告结束，如果说还有什么未予交代的事项的话，那就是陆生前对自己在中国文化中一向占有特殊地位的墓志文字的担忧。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将来的追悼会由谁主持？悼词中又如何评价？事实上这也是陆两年病中生活最牵肠挂肚的事情。虽说属于自我介绍式的行状早已亲自审定，但究竟选择何人来写，此人又敢不敢不避嫌疑，竭尽全力，依然问题多多。这情景颇类似于今天一家企业捧一大堆自我吹嘘的材料请某名记者写稿，由于文章出来必须署其真实姓名，人家是否肯甘冒名誉受损的风险放开手脚来干，确实很难论定。最终选定代张之洞作《书目答问》的翰林院编修缪荃孙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缪其时为全国艺林高山仰止的学问人品，二是两人之间并无交情，如蒙慨允，必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成效。但缪敷衍之下迟迟不见寄来，对弥留之际的陆以及陆全家显然是个残酷的打击。虽说此文于陆死后多年终于好不容易等到，然而就凭其中“难泯众咙，止谤无术”八字，那也肯定是没法用的。出于当时紧急情况下的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