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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是郑板桥继扬州以外的主要生活舞台，公元一七四二年春天当他以一个功成名就者的身份坐上范县正堂的太师椅时，迫不及待所干的头两件事就是娶了个名唤饶氏的小家碧玉当小老婆，然后迅速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南人得志刻稿，北人得志讨小”（瞿兑之《养和室随笔》）作为那个时代满身酸气的知识分子人生得意后的主要功课，我们遗憾地看到愤世嫉俗的郑非但未能跳出这一传统窠臼，反而一身而两兼之。但我可以保证他的娶妾仅仅出于宗嗣方面的考虑，并无风月与色情的因素在内。他严重的同性恋倾向使他对女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与回避。我们很快可以看到，一年多以后饶氏侥幸得子，马上就被无情地遣送回郑的兴化老家居住（其子复于五年后死去），而他的原配徐氏携带两个女儿已在那里守了多年的活寡。有些论者总喜欢喋喋不休地根据郑的自吹肯定他的亲民思想，但他对待自己家人的令人寒心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对此保持足够的怀疑。我们还可以看到，几年后他的二女儿出嫁，尽管那时郑已囊中颇丰，但为了证明自己的风雅与清贫，他仅送了她一幅墨兰作为嫁妆。而根据《板桥润格》，当时他尺寸最大的画作的市场价格也不过只值白银六两。
那么对于郑诗中口口声声自我标榜的关心民瘼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这在当时既被他用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又作为打击别人的有效武器。政治在我看来是观察这些作品的一个相当有效的角度。作为一生都以矫揉造作为能事，仿佛演员不停变换角色的人，郑初任县令时给自己的形象定位是闲适与太平。“拾来旧稿花前改，种得新蔬雨后肥”，“日高犹卧，夜户长开。讼庭花落，扫积成堆”，这就是他上任初年所作的《有年》与《止足》中的名句。尽管这仍然拾人牙慧，因为《清稗类钞》引前人笔记中就有“政平人和，讼庭花落，厥为雅吏，而亦有三声。三声者何？则为唱曲，为吟诗，为下棋”这样的说法。（典出清初袁箨庵事，见顾公燮《丹午笔记》）但他的生活偶像兼恩师李复堂在距这里不远处的滕县由于风雅过度终于惹出大祸，甚至还以渎职罪吃了几年官司。完全出于矫枉过正的功利目的，郑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选择的新的角色是勤政爱民。当时适逢黄河发大水，刚调任潍县不久的郑急于建立功绩，不经请示 就启动国家粮食储备赈济邻县灾民。好在他当时的上司同样也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家伙，这事也就糊里糊涂过去了。几年后黄河继续发大水，郑非但故伎重演，甚至强令“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饲之。尽封积粟之家，令其平粜。”（法坤宏《国朝耆献类征》）平日坐堂听讼只要一方是平民，不管有钱的那一方怎样含冤受屈也一定会输掉官司。后来甚至发展到我们前面所说的“监生以事上谒，辄庭见，拍案大骂，驮钱奴有何陈乞，此岂不足君所乎？命皂卒脱其帽，足蹋之，或（左提手傍右卒）头黔面驱之出”（同上）这样可怕的程度。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相传有贤政之名的县令，而是杀富济贫的梁山好汉、或五十年代初某些极左的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他的农民出身所发自本能的对中产阶级的憎恶，至此终于发展到了顶点。因此，由于士绅阶层的愤怒以及新任上司的不满所直接导致他的被免职，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连上引《国朝耆献类征》一书作者法坤宏为他所作的小传中，也说他“臧否人物，无所顾忌……而嵌崎历落，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不能否认郑板桥的偏激政令所带给当地老百姓的实惠与好处，我甚至打算相信有些传记里所津津乐道的“潍人戴德，为建生祠”这样夸张的说法。问题是他作为一个代表政府形象的地方长官如此造作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在他个人的人生中也是失败的。至于说他离任时因将宦俸都捐给了地方，以至“囊橐萧然，图书数卷而已”我一直持保留态度。因为在任期间他除了刻稿讨小，支付长年累月的狎嫖费用外，还在家乡兴化置田买宅，后因新屋式样不理想又在城东鹦鹉桥一带买地另造，光地价就花了五十两白银。考虑到清代七品官职每年几十两银子的俸入，这样的开销也已经不算太小。然而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几乎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他在致堂弟郑墨的家书中又在大骂他同时代的文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个好结果。”好在我们现在对两个板桥的不同嘴脸多少已有了一点认识，因此面对这样的尴尬事实，过于吃惊或过于感慨也许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在接受一个人的整体形象以前了解这一点，并认识到人生的复杂与多义——不管他是一位公认的历史名人或身边的某个现实人物。
第四部分两个板桥（3）
现在我们可以来说说他的全集了，因为这也可看作他山东十年为宦收获的一部分。我对这本书的整体印象仿佛一个光怪陆离的跳蚤市场；或者二十世纪末中国小城的某些杂七杂八的时装模特展览。世俗者的自鸣清高可能是它的一个主要基调，而愤世与随俗，穷酸和摆阔，炫耀风月以及关心民生既矛盾又刺眼地混杂在一起，仿佛黄金与瓦砾被置放在同一货柜上出售。当然这中间还要加上一点半通不通的学问和几分机心或匠心。在作品中不停地批评他的同行自己又不停地继续这么干，显然是这部作品思想性方面的一大特色。他是那样热衷于说话以至他的抒情主体在形成对批评对象的威胁以前，彼此之间往往自己先吵了起来。家书十六通在我看来就象读雷锋日记，或者听一个领导在讲台滔滔不绝作报告，不允许有任何驳诘——因为经不起驳诘，因此唯一的听众也就只能是他的堂弟。道情十首与咏史部分就意境而言也是乏善可陈。前者不过将李鱓叔祖壶庵道人李沂的诗拿来略作改动就归入自己名下，而后者如闻盲师说鼓词——仅仅对事件作某种故作高深的复述，同样毫无新意可言。如《绍兴》中的“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两句，就算我们不论其立意上对文徵明《满江红》的拙劣仿袭，就文字与语感而言，较前作“千载休言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之蕴藉惊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