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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安的匆匆拜访很象是黄一生理想主义的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而且途中也出乎意料地顺利——甚至没有发病。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这几乎是有些不可思议的。他不仅如约拿回银票并受到巡抚大人异乎寻常的款待，同时与洪、孙等故友的重逢也让他感慨万千，分外动情。虽然到后不久从京师方面传来恩师朱筠去世的消息令三人感到震惊与伤感，并一同在附近有名的兴善寺中设奠大哭了一场。但总的说来黄对这次旅行的感觉相当良好。唯一的不愉快看来就是离开前与洪有关那笔银子用途的激烈争吵。洪主张以了结债务为当务之急，余下的用作赡养家小和生活药资之需，黄却坚持自己的打算不肯改变。从洪后来对此事的回忆性文字来看，那次两人虽未闹到不欢而散的地步，但彼此心中已有些芥蒂恐怕在所难免。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关河冷落、朔风凄紧的咸阳古道上的挥手一别，竟然已是他们生前所能见上的最后一面了。
第四部分清朝的李白（4）
虽然一七七五年冬在“诗少幽燕气”的借口下对帝都狂热而理想化的进军以及后来的一再抱有幻想，已被黄的研究者、生前的好友甚至黄本人认为是人生策略上的重大失误。但对做出这一错误决定的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依然缺乏必要的反省。以当时的事实而言，黄的才名在江南一带无论政界还是文坛都已经逐渐如日中天，同时也不乏某些风雅权要对他的赏识以及经济上的支持，而这应该足以令一个职业写作者维持诗酒放纵、风流自赏的名士形象并游刃有余。更何况北京的风沙与燕山大如席的雪花与他的肺结核症又是那样势若水火，不同戴天。在这种任何人都能轻易作出评判的利弊得失面前黄仍然坚持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可畏精神北上入都，除了说明他的轻率与固执己见，另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也许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正是因为他那种不同凡俗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与作派吧！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之所以落到后来这样“才人落魄如君少”的狼狈地步，也许并非因为他寄于满腔希望的北京对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事实上北京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口蜜腹剑，老于世故，自高自大。而且这方面已有李白当年在长安的遭遇可供前车之鉴。因此，尽管黄诗歌的高度可以成为他所处时代的标尺，但在政治与生活常识上确实表现得相当弱智。同情他的人虽然尽可义愤填膺地强调社会与政府的责任，但当一个人不能对自己的才华负责，甚至不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那么所谓的他人的责任又从何谈起呢？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毕的五百两银子是黄基本上已经放弃挣扎，随波逐流的京居生活最后的漂浮物。因此回来以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顾债主追讨和衣食无靠的现实窘状，立即将它们全都送进了吏部，然后继续躲在法源寺的佛光香烟之间，看花养疴，静候佳音——一种表面的自以为是的风雅。一位名叫武亿的旧日相识当年晚些时候游寺时偶然遇见他，发现那时他的情况实际上已相当糟糕。“病寝一木榻，出新著诗两卷，皆其游太原、秦中所寄兴者，持示余。且起太息曰：‘景仁惫甚，脱不幸死，奈何？’余视其貌过戚，强慰之曰：‘君才犹未尽，天忍夺之速耶！’”在武的回忆中，那天黄还非要挣扎着爬起来去庙里弄来些吃的算作招待。“饭已别去，自此绝不相闻”。作为记录黄晚年凄凉境状的生活实录，此文因文字生动、言事翔实一向为人珍视。文内提到黄对自己身体的那番抱怨令人闻之鼻酸。由于病情日复一日的恶化，部里的批文又迟迟不见下来，当时他的处境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乾隆壬寅（一七八二年）虽然一般被认为是黄在京师度过的最后一个年头，但有关该年他的生活与交游则一直是个可疑的空白——无论是在旁人的记载和他自己的著作中。唯一知道的一个事实是，自年前病情加重以后，他几乎已经完全停止了写作——甚至包括与洪及其他朋友的通信。也许在当时的黄看来，老毕的五百两银子进了吏部犹如泥牛入海那还是小事，更要命的是按照清代部员候选须一律先行革去旧职的吏例，那时的他不仅贫病缠身，同时也早已失去了任何工作与收入。想象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形只影单地躺在偌大一座北京城的一席病榻上的情景是相当残忍的。尽管法源寺的古本海棠春来依旧红灼如锦，然而以黄的病眼看来，它们与侯方域笔下那些恨血凝碧的桃花应该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吧？在由他后人编撰的年谱该年名下仅有的一点手迹——《送余伯扶之太原序》——中，他再次沉痛感慨长安的居大不易，并终于开始承认自己理想主义人生的失败。当然，这期间他的那些大人物朋友的家宴依旧在招饮，那些周彝汉鼎唐字宋画依旧在捧出来分请名士题咏。包括他参与发起的都门诗社，也依旧在分字拈韵，聚饮集游。然而在所有这些风光场合都已经找不到“丰神玉立”“飘逸若鹤”的天才诗人黄仲则的身影了。“以是始之恭与交者，后则稍稍避去。”（洪稚存《黄君行状》）顺便说一句，象纳资加捐，部选待放这样对黄无异一生性命系之的大事，在翁方纲、王昶等权臣眼里却根本不算什么。如果真有怜才之意，也就打个招呼写个字条的事情。可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没有人肯出来雪中送炭，施以援手。“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李白当年的命运在他清朝的传人身上又一次得到了某种残酷的验证。而洪稚存——我们清朝的杜甫——事实上对这一点早已有清醒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他屡次劝黄放弃幻想，早作归计，并与他相约“南溪边，北江口，他时官满放归船，我倘持鱼寿君母”——这发自肺腑的深情的声音，与杜甫当年那一句沉痛的“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在音调与频率上又是多么的想象啊！
最后的时刻总是来得突乎其然，又尽在意料之中。公元一七八三年初春，由于黄在法源寺的寓居终于为债主发现，加上衣食药资的再也无计筹措，他不得已被迫逃离京师并临时决定再度长途跋涉，奔赴西安。作为彻底摆脱窘境的唯一办法，除了当初老毕一诺千金中那剩下的五百两还没兑现的银子，他的生活中看来已不再有任何别的指望。再说他内心又是多么期望能够与洪再见上一面。由于缺少盘缠同时又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出逃，他甚至连车担仆随什么的也无力置办，单身匹马在通往西秦的斜阳古道上扶病强行。等到四月下旬好不容易即将走出山西境内，他的支离病躯一如道旁黯然坠地的杨花，在命运风雨的无情击打下再也无力回枝。在作为临时抢救现场的河东盐运使沈业富的官署，他躺在微寒的暮色中回想自己一生的天真与荒唐，泪流满面。一边咳血一边口述遗嘱。急报传入西安，洪当即以兵部六百里加急飞奏的速度，“借马疾驶，日走四驿，而君已不及待矣。”（洪稚存《与毕侍郎笺》）中国的文学史应该永远记住这个催人泪下的凄凉镜头，一七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代才子黄仲则终因贫病潦倒，以三十五岁的英年客死山西解州（今运城市）郊外一座破败的古寺。几天后他的好友洪稚存日夜兼程赶到后扑地不起，但见黄的身边“遗篇断章，零星飞纸，尚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