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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现在是公元一八○八年的深秋。在四川省著名的潼川书院和北京皇家翰林院供外省文官暂居的客寓里，为写作这篇私人性质的回忆录一连数月我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与内省中。秋风透过垂帘拂动我微斑的鬓发。在一傍伺砚添香的侍妾系我的好友兼上司，即将出任山东按察使的石大人石韫玉所赠——此前我一直单身独居，并在他和其它朋友的提携下混迹于商场与政界。前不久甚至还有机会风风光光跟随赵介山大使公费出国观光。后来世界书局版王均卿的所谓《浮生六记》足本将我出使琉球一事谬考为在无锡华家寄居期间，除了时间上和经济状况的描写上都与全书相悖以外，更为可恶的是后两记的文字也纯属此老托名伪撰。当然我不打算对这个沽名钓誉的吴兴皮货商人提起著作权诉讼。真的，一个人连妻子是秘密同性恋者的事实也忍受了，还有什么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何况我饱经沧桑的心灵早已厌于红尘纷争。在那里芸的遗容一直象石头压得我透不过气。如果说我对生活与女人还有什么兴趣，那也不过是我们崇尚自由精神和开放思想的人生主题曲的一个苍白的尾声……
芸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我相信一直到死我都会这么说。尽管婚姻中期一段时间互有猜疑与妒忌，但在精神上我们始终相依为命。象那个时代所有封建家庭中的长子一样，有一种致命的矛盾永难解开，那就是在屈从父母与呵护娇妻之间感情天平上的身不由己。而我在这方面应该说做得尤为糟糕。如果我具有袁枚的才情与石韫玉的仕途通达，相信事情也许就不会弄成后来这种样子。为了这一点，几年来在内心我一直无法宽恕自己。
生活在两百年后的文明时代是多么教人羡慕！人们可以在中学教室或生日派对上自由相爱，也能随便上商店购买自慰器和进行变性手术。有芸这样癖好的女人在荷兰和比利时听说甚至还可以公开登记结婚。这使我在勉强写完本书的第四章后，颇觉意兴阑珊。并最终丧失了将它们全部完成的力量与信心。在京城皇家宾馆御烟沉沉的夜色之中，我茫然面对眼前的文字，举棋不定，审视并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具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上几个小时以前我的感情已经将它们撕成碎片，以至我的理智尽了很大的努力才把它们重新拼凑起来。
二○○一年三月
第三部分随园食事及其它（1）
建筑风格颇具几分欧化的小仓山房座落在南京清凉山麓。采用大面积的彩色玻璃作主要采光材料，这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极为罕见。作为大名鼎鼎的随园的主体结构，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后期为战乱与兵火所毁，它的建筑历史迄今应该已有二百五十余年。七十年代中期在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观看夏季中朝篮球友谊赛的兴高采烈的市民，当然不会想到他们的木屐与劣质塑料凉鞋下面曾是一个时代文学乃至政治的中心。同样，假如你是一名外省旅客，同一时期到南京出差，沿着广州路往上海路方向走，你会在路旁某幢旧宅的墙上看到一块标有“随园”二字的铁皮牌子，但这仅仅作为街道的命名，并不表示有珍秘的遗迹可供凭吊与赏玩。而路南边位于百步坡至永庆寺一带，当年曾是随园南山的著名景点天风阁与柏亭，现在除了粗暴地写在永庆寺大门额顶的“明亮油漆合作社”七个大字，书法依稀尚有几分随园味道（这一点很有意思）外，你同样什么也别想看到。但如果你是刚巧是古典文学爱好者，又一向对此间主人心怀仰慕，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工作就是：将上述地名再加上宁海路与红土桥，在纸上用线条细心把它们连接起来，就意味着你对这座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别墅的地貌与规模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无论在今天的图书馆或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随园以及它的主人袁枚都应该不是完全陌生的名字，但有关他形象的定位却一直勉乎其难。当然，对大多数读过他的《随园诗话》以及杰出散文《祭妹文》《黄生借书说》等的读者来说，首先他应当是一个有着简洁、生动的文风的作家，但这并不影响历代的风流才子对他鉴赏女人眼力以及不菲艳福的真心钦佩，同性恋者与官场失意者也引他为知音，知识经济时代的知本家则将他看成是他们这一行的弄钱好手。此外，旅行家，财会人员，室内工程师，时尚消费者以及其它杂七杂八的行业，估计在他那儿也都能找到精神上理论上的有力支持。最后当然还要加上烹饪界那些食古不化的怀旧主义者，他们对他一生的不俗口福和独到的美食心得推崇备至。他是那样喜爱精美的膳食以至专门为此撰写了一部两百来页的作品。这本取名《随园食单》的专著记录了他一生饮馔上的体验与技艺，其品位之高雅，见闻之广博，当世几无出其右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它于公元一七九二年刊行问世，这以前的那些讨论饮食的著述如《山家清供》《闲情偶寄·饮馔部》等，立即退避三舍──仿佛灯烛之火为强光所掩──尽管作者的本意还远不止于此。
袁枚购置随园作为自己的人生舞台时年仅三十三岁，当时他在隶属南京的江宁县担任知县，正好是在他一生中的一个得力人物──时任两江总督的满洲人尹继善的荫庇之下。由于才能和政声，加上与上司非同寻常的师生关系，从而使得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任期未满一年即被推荐出任高邮州知州。但这一破格擢升在报请吏部核准时遭到了斥责与拒绝。仅仅因为吃不到那里名闻天下的野禽与咸鸭蛋，虽然也有可能让一个人萌生退志，但道理上总有些说不周全。比较接近真相的解释应该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官场礼仪与个人生活习惯之间的扞格与矛盾。怎么说呢？比如你总不能让一个所谓民之父母者对山水的投契重于农桑，或者对碑帖的兴趣远胜吏牍吧！另外，对个人惊世才华中文学与山林属性的深刻自我了解，也在促成他作出辞官这一大胆决定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之，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这位在仕途上本来应该有着远大前程的年轻人的身份，突然一下子就从一个堂堂七品知县老爷，变成了优游林下的山人隐士。由于买的是前人的废园，加上处地略偏，当时只用了大约三百两银子，但扩充它重建它的花费又何止十倍！只要读一读他后来为此撰写的情文并茂的系列散文《随园六记》，就可以发现这简直是一个缜密而宏伟的人文规划下的产物。其中既有对中国历代园林精华的广采博取，又借鉴了从意大利传教士那里好不容易获取的文艺复兴后期西方建筑的某些样式，更有对自己家乡杭州的著名景物如西湖、断桥、南北峰、苏堤白堤等的移植与复制。如此的洋洋大观再加上园内书仓庋藏的三十万卷图书，以及“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鹄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这样的广告式自我宣传，（参见《随园遗嘱》里的有关自述）自然使它自建成之日起就被目为清代园林艺术的惊世之作，无论达官贵人或平头百姓都以有机会一游为幸。好在这里的主人偏偏又是个喜欢热闹，又具有开放思想的家伙，于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当时瓢饮簟食、皓首穷经的江浙作家群中。“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先生排日延宾，通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