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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他以往所过惯的自由放任生活一样，华亭近四十天的客居记录上也留下了一个散漫成性的家伙才可能有的种种古怪念头和诡奇行迹。包括梵门独坐，花间自语，水上夜宿，清言竟日，与陆子玄“连袂行紫藤翠条中”等等等等。一次他与一帮朋友男男女女二十余人在街头轰饮喧歌，仿佛行为艺术家那样几乎闹了一整天。还有一次当地居民发现他一个人从早到晚独对刚被砍伐的沿河垂柳，神色肃穆，涕泪涟涟。也许在余的推崇者看来，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言行举止，大约就是所谓名士风度吧！至于他对当地文坛巨擘，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陈继儒毫无顾忌的抨击，更让他华亭的朋友们为之胆战心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人拿来一部眉公生前的手稿想要卖给他，结果非但为他所拒，反而就此借题发挥，断言“此老纯盗处士之虚声，以为终南捷径，言无足法，行有可疑。今墓士拱矣，佘山一片石，急须倾百尺瀑布，以洗其羞。”一百年后这个观点被与袁枚、赵翼同称江左三大家的蒋心余写入他的《临川梦》一剧中，并以此得享大名。考虑到当时距眉公去世不过十余年，其生活态度与文学思想对时人影响尚在，这样指名道姓、不留情面的批评，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他性格中轻率、偏激的一面。
然而，尽管花酒风月、伎乐歌吹融汇成余怀三吴游览的主要特色，但在世俗欢乐的表层之下，与他的遗民头衔息息相关的河山之痛和爱国主义仍然如同暗潮汹涌。这尤其表现在我敢断言他多半不敢拿出来发表的纪行诗篇中。四月二十二日在华亭赴一个朋友的宴请，本是相当平常的诗酒唱酬的世俗场面，突然就出现了“闲来莫把离骚读，山鬼纵横难问天”“杜鹃飞去冬青死，六代花残恨未平”这样惊心动魄的句子。几天后与前重庆太守、甲申乱后以冠服投蜀江、绝意仕进的张冷石的赠答也是这样，由于彼此谈得投机，“帝阍不可叫，豺狼欲登天”十个行楷小字也就乘着酒意一下写在了纸上——且墨痕淋漓。在至交张友鸿的来鹤楼，当他偶然得知一个从前认识，并有过一段情好经历的雏妓及他年轻时候的两名狎友仿村止园均死于战乱，当场发出“地轴已翻，天河莫挽，义士青萍，朱颜黄土，浩歌盈把，如何可言”这样令闻者生色的悲恸。而五月五日他移舟卧龙桥边参加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民间社集，面对“箫鼓沸天，楼船匝地”的旧日情景，突然触动愁绪，禁不住悲从中来，“焚一炉香，炊茶灶，几上置《楚辞》，且读且哭，观者皆目摄余曰：此狂生也”。看得出来，政治与风月，民族感，艺术，酒色，时代逃避和个人尊严这些年来一直以这样莫辨你我、泾渭交流的方式纠缠在我们这位即将进入中年的诗人的内心，何况脑后拖着的那根沉甸甸的辫子时刻提醒着他的身份和现实处境。征曲，听歌，学禅，赏剧，写作，出游，研究性药以及不知疲倦地追逐女性。它们发出的一个共同声音是：因为我的灵魂在精神的火中煎熬，所以我的身体必须在世俗的酒色里淫浸。这大约就是后世研究者眼中的余淡心——余怀所谓操行高洁一生的主要内容。
几天后他的画舫停靠在青浦名儒王鹤占的水镜山房，进行一次短暂的礼节性拜访，并经由绿家滨再过昆山——仍然是途经。此前五月二十一日当他在华亭与诸友惜别时曾明确告诉过他们，自己的下一站是去太仓看望吴梅村，而事实上他却急急赶回与太仓正好处于相反方向的苏州。唯一的解释是当时他与吴恐怕还只是彼此心仪，尚未正式见过面。这个推测在数日之后他赠吴的长诗里很快得到了证实。充当他们之间此后二十年友情媒介者的是吴中名士姜垓。此人不仅与他具有相同身世，还由于经常在秦淮艳窖里彼此彼此从而声气相投，情同莫逆。六月一日薄暮时分当他的豪华游艇靠近吴家后宅的码头，手头自然多了一份出自姜手笔的为之牵合引见的书信。当时吴梅村尚未迫于清廷压力去京任职，自六年前在南明福王政府短暂充任宫詹事太史以来，一直居住在被余怀称作五亩之园的那幢王世贞遗下的带花园的旧邸里。据余怀日记里所称，当夜两人“披襟纵谈”，彼此相见恨晚。数日后吴又正式设宴款待，并邀请当地名士周子椒、许九日，书画大家王周臣兄弟，洞庭隐士顾右民等十余人作陪。在这张与宴者名单上有一位叫冯静容的女性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几年前在读尤侗的《西堂全集》时曾发现有尤赠此人的《访冯静容校书》和《留别静容》等艳作。据徐釚《续本事诗》卷九介绍，冯“江上名姬也，意态潇洒，风韵不减徐娘，尚登场演剧，一座倾靡。”余怀本人的《板桥杂记》在回忆辛丑中秋苏州一次才子美人的日常聚宴时，也有“静容亦吐，髻环委地”的生动描写。看来系一曲中名妓无疑，且又不是什么太仓本地人，此时却风情万种出现在一代高士吴梅村森严的内庭里。这也不去管她。余怀日记里还有“骏公（梅村）手录《琵琶行》见遗”，并约他“当十日登床，扬擢风雅”的记载，但因自己有急事须立刻赶回苏州处理，不得已于九日午后两人只好怏怏而别。
此后余怀一直由姜如须陪同在苏州四处清游，头上估计又戴上了那顶凡不戴者均以违法论处的古怪的凉笠，上面的红缨如同鲜血或者火焰，想象它骄矜的色彩在古城的大街小巷或残山剩水间频频出没，该是多么刺眼且让人黯然神伤的风景！尽管如此，我们文章中的这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物依然让自己尽可能显得意态潇闲。他在灵岩山凭吊吴宫残迹。在西崦虎山桥拜访当地义民徐玄初。他甚至与故人林若抚在光福寺后的山下童趣盎然摘杨梅。在万峰禅院与“论经之余频涉世谛”的吴中高僧剖石和尚讨论因果，色相，和朝代更替。空余时间除了继续写作手头那本指摘前人谬误，考订典章沿讹的批评著作，大半在与姜如须、王公沂的即兴式闲聊中被打发。有一次他们宿酒微醺在舟中联句，面对如梦家国，如水人生，仿佛要暗中比赛谁更大胆似的，那些触忤时忌，完全可以被用来作为意图谋反证据的诗句脱口而出，又是“朔马躏幽燕”，又是“低头泣杜鹃”。当时南明鲁王、桂王残余势力尚在舟山、福建、两广一带纠集郑成功、张苍水等图谋恢复，因此仅诗中“南云通北粤”一句，在大兴文字狱的清代初期恐怕就是不止一颗脑袋的事情。事后可能他们自己也为此感到害怕，催舟急归，加上当时又天气突变，以至在当天的日记里留下了“薄暮至横塘，风雨飚作，电光绕船，船几没”这样惊险的记载。
第三部分余怀出游（3）
三位女性
《三吴游览志》以日记的形式展示了作为前朝遗民的余怀日常生活的一个时间剖面。它的魅力当然完全在于它的真实。而我在此前的叙述中有意略去其中异性的部分并非故意卖关子，而是想以更为集中的方式加以描述与交代。如果我们打算相信他文中所记已没有任何隐瞒，那么先后出现在他旅行中且有特殊关系的女性共有三位，而且全都集中在华亭，这大约可以被用来解释他在当地的逗留时间何以如此之长。由于这册日记当时并没考虑要成书出版，故而书中对自己私生活部分的记录应该大致真实可信。如前述丹阳的暧昧与昆山飞舟追丽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一般读者可能很难接受他在两性问题上所表现的轻狂乃至放荡。也许在他们看来，与其说余的身份是一名遗民作家，不如说更像是当今国外影视界或娱乐界的某位二流明星。然而，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的士大夫阶层，一位名士玩女人的手段以及数量的多寡，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被视作他才气与知名度的一个衡量标准。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在当时全国色情业流行的主流话语：一个富翁如果有幸搞了一个名妓，这是可恶的伧父行为！相反，如果一位才子搞了她，则可以被认为是文化盛事。
将小家碧玉蕙如与余怀在华亭结交的另外两名女性区分开来，是因为她最初与作者之间的那种“有位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