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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梅花草堂主人（4）
一六一七年张大复突然扶病启程赶往杭州，可以被认为是他一生中除北京外唯一的一次长途出访。《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说他“晚年犹到杭州与冯（梦祯）订交”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其时非但距冯辞世已有整整七年，而且据笔谈所载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出版——与新安名刻工汪令闻与赵云槐会见——商定《梅花草堂集》（张一生著作全集）的刊刻事宜。这件事至少向我们传递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是这些著作对于他生命的重要性，以至不惜以风烛残年之身进行冒险，二是多年的疾病使他自觉来日无多，想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后事安排妥贴。张当时走的是水路，从苏州沿古运河南溯，乘坐自己冠名息舫的那条破旧小船。两个朋友韩止修、陆子玄悉心照料他的起居，还有他的书僮石倩。舟过湖州时韩建议去拜访一下时任归安县令的某故交，为张断然否决，理由是这位朋友是个清官，恐怕没有多余的酒食招待客人。用张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某念归安廉吏，安所得糈饲过客？”说来也巧，旅行终点杭州的仁和知县周季候刚好也是张的崇拜者之一，在西湖的一条游艇上他们欣然相逢，由于深谙张对戏剧的嗜好，周甚至提前为他准备了几出精彩的剧目，并由浙中名伶李九官领衔主演。我们知道，明代的伶人在某种意义上只是男妓的较为含蓄的称谓，这在今天应该已不是什么秘密。笔记中张坦然记录了自己对李的倾心与缠绻，以至作为东道主的周季候忍不住当场与他开玩笑：“咄，元长，犹复能摸索人。”在杭逗留的半月中，除了办妥正事，他还会见了张子羽、闻子将、印持、无敕等浙中名士高僧，一起饮酒轰谈，听歌作乐。而作为此行高潮的是寒云冻梅中对位于孤山的冯梦祯故宅的谒访。那是一个雨雪霏霏的冬日午后，他在一大帮当地朋友的搀扶下神色肃穆伫立快雪堂中，“堂故龛冯先生之像，红罽修髯，结跏趺坐”，一个杭州作家顾道民在他耳边轻轻告诉他：“宛如当年静默时也。”
《梅花草堂笔谈》的正式问世日期为公元一六五五年的秋天，那时距张辞世已有二十五年。此书雕版师赵云槐刀法精妙，深明文义，在杭州一见之下就令张感到十分放心。此后数年间赵为刻此书非但“挥刃不辍，更大寒暑无间”，而且分文不收，连购置书板的费用也由此人自掏腰包。“人或怪之，辄曰‘愿为此君（张大复）力。’”在此之前另一新安名家汪令闻也曾无偿为张镌刻过《张氏先世纪略》一书。可以想见这些高风义举给张的沧桑心灵所带来的慰藉与感动，但由于刊印此书仍然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他不得不将它们暂且搁置在梅花草堂的瓢盆碗碟之间，象守护自己精神的孩子一样悉心守护着它们。十三年后另一赞助商苏淞道守备钱继章的出现虽然令此书的出版似乎又有了某种转机，但不幸几个月后张即匆匆谢世，继孙安淳、守淳时年尚幼，加上身逢乱世，紧接着又是乙酉鼎革，朝代更替。直到顺治末年世事稍平，张安淳在外避乱多年回来，取出“实赖彝堂主人尔斐先生高义，珍秘爱护，存而不失”的四百余块书板，此书的出版工作才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梅花草堂已在清军的铁蹄下夷为平地，想象它在兵火中无声燃烧的样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令我神往，同时也没有丝毫悲哀。也许在我的意识中它原先就不该为人间所有，现在不过是返回了它应该返回的地方。
张大复的隔世知己兼乡邻尔斐先生，同时也是此书出版最有力的推动者。正是他说服其时因发现书板散佚七十余块从而踌躇不决的张安淳“尔祖《笔谈》一书，堪与眉山《（东坡）志林》并传不朽，其刊板之失极宜锓补，而保残守缺无益也”。另一有力人物钱继章甚至主张不须补版先把书印出来再说，让读者“视其存者以思其毁者”可也。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诸多乡贤闻知此事后主动愿意提供赞助，这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堪称灾难深重的巨著终于在此后不久的清顺治十一年（公元一六五五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生前没有看到此书出版显然是张的生平恨事。此外还有一件恨事，那就是张氏接力赛似的家族功名目标即使在又经过了两代人的奋斗以后，依然被证明只是一个虚妄的梦想——至少我在顺治、康熙两朝的进士题名碑录上找不到张安淳、张守淳的姓名。命运的乖戾与无情，有时想起来真不免让人感慨系之。
根据一个同样对张感兴趣的朋友的最新研究成果，张大复晚年杭州之行的始发地应为镇江而非昆山。当时他的现实身份是当地达宦刘中翰的座中食客，准确点的说法是家庭教师。此人系张知己王又新的好友，平时又素慕风雅。事实上张此趟颇为阔气的旅行很有可能就得到了他的资助。从那里出发到杭州，正好是历史或古代地理概念上南运河的两个极端。而四百年后我从所居小城湖州动身前往昆山，走的大致也是这条最方便的路线。只不过古典的樯橹水声为现代的车轮汽笛所替代，江枫渔火的诗意也早已演化成加油站修车铺的工业时代风景。“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年的夜晚。”坐在带有空调彩电的豪华大巴车里听着这样煽情的歌曲，实在让人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番感叹。好在我还不至于浪漫到想象他与我同乘一车——甚至就坐在我的身边。而且就算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我想我们之间又有什么可谈？他想必不会对我的股票、网络和拱猪牌戏有任何兴趣，而他那种瓢饮簟食、皓首穷经的苦难生活同样也令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的我诚惶诚恐，何况一想到弄得不好还要白白搭上一双眼睛，更让人避之犹恐不及。我毫不讳言自己如果生于明代多半会成为屠长卿、王百谷那样的家伙，至少也会像陈眉公那样待价而沽——坚持以个人才华与社会利益进行某种适当的等价交换。然而即便如此，这仍然不影响我对张发自内心的崇敬与迷恋。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奇怪，实际上并不矛盾。想想看，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不正是因为他品质中某种光辉的令我们自惭形秽的东西，或者他坚持做到了某些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吗？张大复当年对狂人李贽的崇仰也同样令很多人感到奇怪。他对“暴力与色情”在一生中也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一次钱谦益向他请教宋代以后还有什么书可读的，根据钱的事后回忆，张当时甚至想都没想就立刻回答：“《水浒传》，《牡丹亭》。”
现在越来越能看出，任何企图将张的艺术风格纳入“山人气味”的论调该是何等的轻率和不负责任。这方面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其理由也仅仅因为“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或者“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不喜欢的”。就算没有当初钱钟书的直言指谬，我相信那些有见地的读者也自能察觉出这样的批评于张未免有欠公允。问题的实质看来已经不在讨论张在明代文学的地位，而是我们评价一位作家究竟持何标准，思想还是艺术，抑或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