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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是政治局委员，就许你找他们谈话，不许我找他们谈？”任弼时也半开玩笑地回答。
“你们都谈些啥？”张国焘接着又问。
“内容光明正大，你不是都知道嘛。”任弼时说。
“那你是想当包文正哟？”张国焘故作轻松地笑了。
“我可当不了包文正，我只是想当个鲁仲连。”任弼时说着，来到张国焘的屋内。
张国焘给任弼时移过一把椅子，两人便面对面地坐下。
“国焘”，任弼时诚挚地对他这位昔日的兄长说，“我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我也不想参与。我找了一些人，了解了一些情况，研究一下，也许以后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
“能将局外人的看法说说吗？”张国焘也很诚恳地说道。
“当然可以，而且正想同你谈谈。”任弼时嘴里叼着斯大林式的烟斗，边“吧嗒”边不紧不慢地说道，“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分析，形成了这样几点看法：第一，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的，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早就有反中央的倾向；第二，双方的成见和不信任，最先公开表现出来的，是凯丰的文章；第三，一、四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是成见造成的；第四，毛泽东、张闻天等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但他们事先没有通知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委就率一、三军团走了是不适当的，而酿成这个事件是因为四方面军同志的反对呼声；第五，卓克基成立‘临时中央’是错误的，是分裂行为。‘临时中央’不久就取消了，这是值得欢迎的……”
“现在，国际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应急谋党内团结，解决党的统一问题。”张国焘打断了任弼时的话说道。
任弼时见张国焘是在有意打断自己的话，也就不再谈这个话题了，转而说道：“我们在山沟里呆得时间太长了，也不知外面都是什么形势。”
“是啊”，张国焘感慨而谈，“不过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变化的倒是你我，时间在折磨人啦！细想起来，人生一世，非争个你高我低，到最后也落得个挂一身皮去见阎王爷就是了。”
“国焘兄，你是我们党的元老，可不要这么悲观，有许多革命的事情需要你去做。”任弼时安慰着。
……
他们就这样“侃”了几个时辰，任弼时才起身告辞。
归途中，任弼时想了许多，张国焘虽然取消了“临时中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看样子还存在许多分歧。是啊，分歧不解决，党内就无法有统一的意志，长期下去，对中国革命极为不利。于是，他开始构思一个解决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关系的妥善办法。
7月10日，任弼时向陕北发出了一封建议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的电报，其中说到：“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次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任弼时的这封电报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如果不“产生党内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内分歧就难以解决，因此，召开中央扩大会就显得非常迫切。
当时正在陕北安塞的毛泽东，刚刚开会研究如何让张学良成为抗日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的问题，他的思绪还没有从这个问题中跳出来，便接到了任弼时的这封电报，阅毕之后，他问张闻天：“闻天同志，你看弼时的建议可否？”
“依我看，开个会是必要的。”张闻天不知毛泽东是什么意见，也就只表示了这么一个态度，没有对建议本身作出评价。
“好，那就给弼时回个电，可以开个会，同时也电告共产国际。”毛泽东说完就去忙别的事情了。
然而，这个会直到1938年才召开，但那时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央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不是张国焘，也不是王明。尤其是当时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党内的政治分歧烟消云散：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就这样，实践充当了“包公”，裁定了真理在毛泽东手里，而任弼时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但此时的实践还没有作出最终的裁决。
第四章 长征尾声：余波难平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一）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战略行动开始了。
红军不得不再次北上的事实，客观上说明了南下北上之争的是非对错。
然而，张国焘还是放不下面子，不敢承认他的南下战略的彻底破产。早在1936年3月，四方面军在道孚召开干部会时，张国焘在所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中，就花费了很多口舌，来说明当时南下的正确和此时四方面军的准备北上与当时中央的北上“逃跑”的不同。他振振有词地讲道：
这里来说我们南下的意义吧。
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可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张国焘接着在为自己已经失败了的南下主张进行辩解时，却又把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的事拿出来证明他的南下主张的正确。他说：
或者有的同志可以这样的提出问题：南下到底没有站好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还不清楚么？中央苏区稳定了四五年。结果主力红军还是退出了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苏区发生同样的现象。……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
看来，事实在张国焘手里像泥团一般，可以为我所用地任意捏来捏去，结果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听者也就觉得很勉强，都在心里问，究竟是谁“非常怕羞”而不敢说自己受到了打击，遭遇了挫折？
张国焘见与会者的眼里充满着疑惑的目光，便把话题一转，说：“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地向北发展，这当然不能与他们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语。”
但无论怎样，失败者的辩解都是无力的，尽管张国焘也能算得上是一个演说家，也同样如此。不过，说来说去，他的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南下是为了北上，北上是南下的必然。因而，他的北上与毛泽东的北上是不同的。
看来，张国焘已经是铁了心地要北上了。
确实，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于7月1日开始实施共同北上的战略行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军事和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变化。
这时，林育英等早已批准西南局成立，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这时，四方面军已经是第三次越过雪山，跨过草地，进入甘南地区。
这时，四方面军已由当初的8万多人，减员到3万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伤病员。
这时，陕北频频来电，告之西北抗日局面即将实现，战略基本方针，已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
这时，陕北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已经开通多时，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这时，张国焘周围的人开始分化。陈昌浩与张国焘顶牛已不止一次了。
这时，张国焘对于与一方面军再次会合，心有余悸。
这时，蒋介石正在调集重兵，对红军进行新的“围剿”。
这时，陕北中央已经与张学良达成了握手的默契。
因此，早在8月中旬，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就今后的战略方针致朱、张、任说：“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甲军（引者注：指张学良的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
苏联与外蒙早已达成军事合作协议，苏联军队可以入蒙。因此，在具体步骤上，陕北中央要二、四方面军占甘肃和青海。在此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