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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胡说八道！”彭德怀忍不住了，瞪着眼睛对李特吼道。
“好了，好了，德怀，你别跟他吵了。”毛泽东披着破棉衣，右手中指和食指间夹着一支自己卷的喇叭筒纸烟，从人丛中边说边走了出来。他铿锵有力地对李特说：“北上和南下哪个有出路，哪个是死路可以让时间来检验。捆绑成不了夫妻。不愿北上的可以跟你们走，不愿意南下的想拉你们也拉不回去。我们人不多，可以作为先遣队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待大功告成，你们再来与我们会合，我们随时欢迎。我敢说，四方面军南进，肯定会碰壁。我相信，一年后，你们一定会回来！”
毛泽东的话在代表团和四方面军掉队的人群中显然发生了作用，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着自己的去向。李特见很可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气得暴跳如雷，一手握着腰间的大左轮手枪，咬牙切齿地说：“你毛泽东放弃江西苏区，实行逃跑主义，现在又搞分裂，命令一方面军部队偷偷逃走，你……”
“你想干什么？”这话是俄语，所以在场的人大部分没有听清是什么意思，因为声音很高，也都闻声回过头来，一看，是李德。他由于不习惯也不喜欢夜间急行军，故行动迟缓一些，几乎走在最后。此时，他正好骑马经过这里，听见红大的学员在喊反对毛泽东的口号，有些不理解，因而跳下马，看个究竟。李德看见李特怒气冲冲地站在那儿，对着毛泽东，心想有点不妙，他知道李特的脾气。而此时被谴责的毛泽东一方，势单力薄，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也就没有离开。当他见李特越来越放肆，于是大步跨过去，双手像把铁钳紧紧卡住李特的身子。
“不要你管！走开，你这个保皇派！”李特挣扎着用俄语大声吼着。
“你懂什么，南下才是逃跑，害怕敌人，胆小鬼！”李德一听李特说他是保皇派，生气地说道。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批了你，你还包庇毛泽东！”李特挑拨性地对着李德叫喊起来。
“毛泽东现在的主张对，北上没有错。”李德反驳着。
毛泽东见李特提起遵义会议的事，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极为不妙，容易引起李德的不良反应，便走过去用手将二人分开。
“李特，你休要这般猖狂！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毛泽东大声训斥道。
李特见毛泽东发火了，不再吱声。
“德怀，你给李特写个收条，四个字：后会有期。”毛泽东吩咐彭德怀。
彭德怀按毛泽东的意思写好收条后递给李特：“我们等着你们。”
李特像是泄气的皮球，蔫萎了，只好对着他带来的人喊道：“走！我们回去。让他们走，看他们有什么好结果？”
接着，拥挤在这里的人开始背道而驰。
李特带着人马调头向班佑的路上走去。
毛泽东带着人马朝东北方向急驰。
那空旷的高原荒野，目睹着这撕人心肝的分道扬镳的两班人马，掀起了阵阵狂风，随即飘来沥沥小雨——它在落泪啊！
真正的共产党人也在落泪。
毛泽东被迫只率一、三军团北上以后，徐向前不知个中原委，但无论怎样，他不忍心看到这一局面，伤心地哭了。事隔几十年后，他仍没有忘记当时自己的心情，他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此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亲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8日南下电令。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决心南下。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的方针而造成的分裂，给多少人带来了痛苦，给多少人带来了忧愁，没有置身其间的人，是很难体验到的。
泪，只能往心里流。
正是有了这种痛苦，才没有发生更大的悲剧。如果当时徐向前下令追击，如果陈昌浩执意要完成张国焘赋予的任务，那历史就要改写了。
泪，是一种忍让的调节剂。
然而，党内的分裂还在继续，更加激烈的政治斗争还在后面。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朱德被软禁
张国焘向陈昌浩发出那封电报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焦急地在屋里转来转去。他想，陈昌浩接到电报后会立即采取措施，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扣押起来，胁迫着他们南下。如果真是这样，消息会马上传到朱德和刘伯承的耳朵里，那他们就要立即动手把我也作为人质扣压起来，出现这种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事不宜迟，先下手为强。又一个恶念在张国焘的脑海里产生了。
但是，张国焘当时萌生的这个恶念，却一直被历史淹没着。
当时，担任张国焘内卫排排长的何福圣，本叫《传奇·传记》（1995年第2期）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篡党大盗张国焘》的纪实文章。这是根据一位传奇人物的回忆写成的，这位传奇人物已80多岁了，当年跟了张国焘七年，从警卫员一直干到内卫排长，张国焘叛逃时才在西安火车站和他分手。他的名字叫何福圣，1945年从延安跑回四川通江竹峪，改名换姓，卖药求生，直到全国解放，才老老实实当了农民。新中国成立初肃反时，他被定为叛党分子，直到1986年才享受老红军的待遇。就为张国焘这个恶念的实施而充当了一个马前卒。他回忆道：
一天的傍晚，总司令部住进了一座喇嘛庙。寺庙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发生在那里的一件事情我却永难忘记，因为，我在这桩不光彩的事情里扮演了一个虽小却重要的角色。
这天深夜，张国焘命令我和特务营营长徐泽明解除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卫队及参谋人员的武装，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任务是张国焘亲口向我和徐泽明下达的，黄超作了补充和具体的部署。我不知道徐泽明听到这样一个任务时思想上有过怎样的震动？但是，他在执行这一任务时的表现证明他完全可能和我一样，最初也有过一瞬间的闪念：抓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弄不好是一件掉脑袋的事！我们都是军人，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绝不允许有与首长不同的想法与选择。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就已经预感到张国焘在酝酿和策划一项重大的行动。他平时在我们眼中显得非常沉着稳重，而那几天却常常显得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的样子。有时他会策马在草地上飞奔一段，然后下马来一坐老半天，盯着雾气弥漫的草地深处，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他背着朱德、刘伯承频繁地召见部下，不仅和原四方面军中的指挥员谈话，也和现在编入左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一些高级首长谈话。这些首长在被张国焘召见时我全都在场。当时，我们以为对张国焘忠诚，就是对党、对革命忠诚，尤其是在四方面军，确实是只知道有张国焘，而不知有毛泽东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起来反对张国焘，既没有那个勇气，更重要的是，也缺乏那样的思想觉悟。
接受任务后，黄超和我即随徐泽明到特务营，一起研究行动计划，决定夜里2点动手，由特务营封锁大门；徐泽明带两连人解决警卫、参谋人员，他们一共有50多人；我率警卫排抓朱德、刘伯承。黄超要求最好兵不血刃，他们如果反抗，则坚决消灭。朱德、刘伯承则一定要抓活的。
布置完毕，黄超和我立即回到张国焘屋子里（特务营也住在寺庙里），向张国焘作了汇报。张听完后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