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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是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壮大自己。
毛泽东还交代：
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何长工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并照着去做了，使陈济棠看到了红军的态度。
时隔不久，红军要转移，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线，便是陈济棠的防守部队。事又凑巧，就在这时，陈济棠电约红军派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并点名让何长工去谈。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决定派何长工为谈判总代表、潘汉年为副代表，前往白区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在谈判中，何长工以毛泽东的思想为基础，使谈判取得了成功，达成了如下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因无线电不保密）；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正因为达成了这个协议，红军转移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比较顺利，只损失了3000多人。也正由于红军保存了实力，才有可能突破第二、第三道封锁线。但损失却越来越大。
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却成了李德拒绝毛泽东建议的资本。
尽管如此，毛泽东以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以革命利益为重，始终密切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当我军占领道县以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李德、博古仍然不屑一顾，顽固地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按照蒋介石算定的路线走，硬往蒋介石布置的陷阱里钻；他们仍然坚持从桂北渡过湘江，夺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他们似乎非到贺龙那里，红军就活不下去了。当然，如果能与贺龙会合，也确是一件好事，整个红军就可以形成一个拳头同蒋介石作战。但眼下会合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要冒全军覆没的危险。而李德、博古没有看到这一点，就像拖儿带女奔娘家一样，不要命了。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湘江，渡河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从后卫和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但就在这时，蒋介石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红军在全州过湘江时，一举将红军全部消灭在湘江。
面对如此的严重情况，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博古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这正像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述的那样：“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
当红军进入广西时，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并向中央郑重地提出：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
在这最后的关口，李德、博古依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
这样，红军血染湘江就不可避免了。
红军一路激战向着湘江挺进。
11月28日，空前激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界首，一个不足500户人家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一时间，这个弹丸之地成为红军临时司令部的所在地，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则在湘江对岸组织渡江。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但被排斥在最高“三人团”之外，只能遵照“三人团”的指令行事。毛泽东连发言权都没有。
蒋介石在给他的将领们下达命令时，则引用了战国兵家尉缭的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待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蒋介石还要求部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打一个歼灭战。
蒋介石的那些形合神不合的将领们，见时下已有利可图，也都非常卖命，要抢先捞取消灭红军的功劳。
就在湘江把红军切成两半的时候，蒋介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兵书上所谓的“半渡而击”，是最厉害的一招。
一时间，静静流淌的湘江，一下被拖入了从未有过的喧嚣。黑压压的机群，一波一波地轰炸，那不知从何方飞来的炮弹，也落在了渡口，落在了湘江。江中掀起的是水柱，岸边扬起的是尘土，那水柱和尘土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像火山喷出的岩浆一样，落下来便是一条鲜红的血河。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帽、穿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的尸体，这一次漂走了三万余名红军官兵。
湘江，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梦中的河，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恰在湘江亲身经历这般悲惨的一幕。
毛泽东的肺都要气炸了。他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
因而，在一江鲜血还没有流去的时候，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第二章 长征初期：谁主沉浮败北后的最高“三人团”
胜利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失败后的心情却各有不同。
红军主力虽然渡过了湘江，但伤亡损失过半，由从瑞金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现在的三万多人。
湘江大败，在红军中激起了极大震荡和不满。博古、李德受到了全军上下的强烈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官兵胸中炽烈地燃烧着。
那么，作为最高“三人团”，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吗？
李德面对红军官兵投来的愤怒的目光，心烦意乱。但他此时不是为那一江鲜血而感到不安，而是他将来回到莫斯科不好交代，他知道斯大林的厉害。他本想在中国这块地盘上大展宏图，不料想弄到这般地步。
李德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有些绝望。实际上，他从前的想法太天真了，他以为在苏联不可能有他大展雄才的天地，到了中国就可以铺下前程似锦的路，但中国不是苏联，更不是西方，更何况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对中国又能知多少？这是他的可悲。
现在，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不那么妙，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天，他见到周子昆和妻子曾玉说着什么，便指着周子昆吼道：“你带的什么兵？整个部队都叫你带没了，可老婆还带着！”
周子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弄得摸不着头脑，愣在那里不动。
“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还逍遥自在！”李德继续指着周子昆的鼻子吼着。
周子昆这才明白，是李德搞错了。
周子昆的确当过三十四师的师长，那是1933年3月至1934年2月间的事，在他离任之前几个月，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所以他有这个印象。他离任后，已经有过两任师长，接替他的是彭绍辉，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但陈树湘却在湘江战役中光荣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