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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入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了米夫的学生，也成为王明的同学，还成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博古具有激进的革命热情，并非他出身贫寒。在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下，能够考上高等学府的人，无疑都与非同一般的家庭背景有关。博古就出生于书香门第与官吏合一的家庭。父亲秦肇煌，作为清朝秀才，宣统年间当过浙江温州地方审判厅刑事庭庭长，给他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秦邦宪。后来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博古，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博古通今”的意思，其实真正的含义是“上帝”，也许他自己觉得这个名字比原名更富有意义，所以他很喜欢这个名字，也很喜欢别人称他为“博古”。无论怎样，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而已。
王明临行前，与博古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最后嘱咐道：“记住，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博古望着王明，默默地点了点头。
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毛泽东的厄运
王明走了，走到了共产国际，而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一切听从共产国际。
博古走上了临时中央总负责的岗位，而博古又属于王明派系之内的人。
从此，开始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王明遥控指挥，博古坚决照办。
从此，王明、博古推行了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
虽然他们的政敌一个一个地被整垮了，但他们总怀疑在党内，甚至在整个中国工农红军中都还有与他们过不去的人存在。
下一个目标究竟是谁？
这就要看谁与他们有着不同的政见。话又说回来，如果王明和博古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们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也许还可以原谅。然而，他们根本就不能担此重任，只有一味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在打击不同意见者方面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能”。
这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国革命都是致命的。
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有中国的情况，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走自己的路。
正因为如此，许多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地进行探索，他们之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创立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到1930年时，开始探索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大声疾呼要反对本本主义，并写出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言辞之锋利，显示出他对教条主义的痛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不仅著名而且永恒的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有如此见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原先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而他领导的秋收暴动的受挫，使他比别人更早地清醒过来了，于是他作出了“天才的选择”，带着秋收暴动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始走自己的路，经过实践，他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同时，他也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一针见血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的这番高见，自然触到了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痛处。毛泽东想纠正他们的教条主义，而王明、博古则采取排挤和打击的办法来对付毛泽东。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王明、博古派来了中央代表团，这就是著名的“三人团”。
在大会前开了一次苏区中央局的小会，毛泽东按中央代表团的要求，向他们汇报情况。
毛泽东报告了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经过，并谈了他对于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一方面军的方针路线。可是，没等他讲完，这些代表就对他发起了攻击，给他扣上好几顶帽子：
富农路线。
狭隘的经验主义。
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
面对野蛮无理的突然袭击，毛泽东发怒了，他不接受这些“布尔什维克”们给他戴上的帽子。
事实是，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却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王明、博古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主张“分配土地给一切人”，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进行调剂，无论是地主还是富农，只要不是罪大恶极，都要给他一点土地，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人，要吃饭。就这样一个符合情理的主张，被定论为“富农路线”。毛泽东坚持红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寻机灭敌，进攻中心城市必然招致失败，这更不能被王明、博古所容忍，被指责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谁是谁非，在后来的实践中已经得到验证。但此时，王明派的人根本不相信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有着正确的主张。
“你懂什么马列理论？”有人这样问他。
“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有人这样骂。
即刻，他们解除了毛泽东主持会议的权力。
会议散了，那些咄咄逼人的中央代表虽然离去，但那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仍弥漫在屋子里，久久不散。毛泽东一直坐在那里抽烟，他想不通啊！
不谴责胜利者是一条公理。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不容易呀！不说把毛泽东当做英雄，最起码也应该认这个账。然而，这个时候，公理全没啦！
王明、博古等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管你毛泽东打了多少胜仗，但你的主张与我们的不一致就不行。
在人类社会，杰出人物在开始时一般都是孤独的，政治上的杰出人物尤其如此。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的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一次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因为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由项英代理书记，后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但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毕竟还很大，怕惹出什么麻烦，临时中央便作出了看似重用的安排。
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等63人为中央政府执委，接着在27日举行的执委第一次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于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并存的又一个政府。
为了自然而体面地剥夺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又于11月25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等15人组成。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不设总政委，这样就自然解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
明眼人一看便知：给毛泽东的是一个空架子和一把空交椅。
胳膊拧不过大腿，毛泽东病了。
政治上的失落，对政治家而言，就好比走进了一个无尽的黑夜。毛泽东是一位有着远大抱负的伟大政治家，他心里装着的不是个人的沉沦，而是整个中国革命的成败。此时他有理寸步难行，并遭受到政治上的排挤，从而也更加重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忧虑。
这，能不使毛泽东生病嘛！
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不管你是否生病，已摆在了毛泽东面前。
于是，毛泽东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人到华东山去了。
华东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这里风景优美，一片葱郁。山顶上有一座古庙，毛泽东就住在那古庙里。
从此，毛泽东便隐居在华东山，潜心读书和思考，他要看一看自己的马列主张与王明、博古的马列主张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会在什么时候走出华东山？他在等待，历史也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