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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裴文中的内心，矛盾重重，左右为难。他的真实想法是：“北京人”化石宁可让美国人拿走，也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上！问题是，如果真同意让魏敦瑞将化石带到美国去，又违背了1927年2月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双方签订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的协议书》。此《协议书》中有明确规定：周口店发掘所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而人类化石的研究权，则属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委托的代表。换句话说，就是魏敦瑞作为美方的一名代表，只有权研究“北京人”化石，却无权将这些化石带走。所以，裴文中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同意魏敦瑞的这一提议。
其实，早在年初，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曾就“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拟出了如下三个方案：
第一，在北京找个秘密之地，把“北京人”化石藏起来，这样可以避免用船外运时可能遇到的危险；
第二，把“北京人”化石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
第三，把“北京人”化石全部运往美国，委托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战后再送还中国。
这三个初步方案尽管商定出来了，但“北京人”化石还是迟迟没有转移，也不敢轻易转移。原因是这三个看似可行而又相互矛盾的方案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真要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和风险。
若按第一个方案做，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隐藏“北京人”化石的秘密场所选在什么地方为好。其次，即使“北京人”被秘密藏起来了，但它终归是在沦陷区，一旦日美战争爆发，狡诈的日本人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探寻“北京人”下落，藏得再秘密，恐怕也难逃日本人的魔掌。
第二个方案从理论上说多少有些道理，因为只要能把“北京人”化石运往重庆，日后的安全基本就有了保证。但问题是，在战火纷飞、烽烟四起的恶劣环境下，若想对“北京人”化石进行一次辗转数千里的大转移，风险极大，并非易事！稍有不慎，便有落入日伪或匪痞手中的可能。
相比之下，第三个方案尚具可行性。因为只要将“北京人”化石用车辆运往秦皇岛码头，再将它装在美国来华的邮船或货轮上，就可能平安抵达美国。但问题在于，“北京人”化石毕竟是中国的国宝，把中国的国宝“偷偷”运到美国去，岂不成了“大汉奸”、“卖国贼”？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能同意这一方案吗？全体国民能理解这番苦心吗？更何况，这个方案又明显地违背了中美之间早就签订过的条约。
怎么办？三个方案，各有利弊，各有长短，哪一个似乎都可以执行，但哪一个执行起来都有阻力，都有难点，都有危险！
正因为“北京人”事关重大，一时难以定夺，所以转移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没想到这一搁，便搁出了大麻烦。
当时，日本人进攻南太平洋已是箭在弦上，日美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美国驻华使馆已经开始劝告、催促美国侨民尽快回国。魏敦瑞因为代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管理“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故该基金会劝他马上改入美国国籍，去纽约自然博物馆继续从事“北京人”化石的研究工作。但前提是：必须定居美国。
所以，魏敦瑞这天再次来找裴文中只有一个目的，希望裴文中同意他将“北京人”化石标本带到美国去——他经过再三考虑后，认为这是目前最好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裴文中正为此事心急如焚。近一时期来尽管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却还是拿不出一个成熟的、两全其美的、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来。听了魏敦瑞的意见，他觉得有道理，原则上同意魏敦瑞将“北京人”标本带回美国，条件是：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
但这毕竟是中国的一件大事情，裴文中个人是断然不敢做主的。所以，1941年3月初的一个下午，裴文中和魏敦瑞便一起来到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请求美国公使馆的负责人向远在重庆的翁文灏发去一封他俩共同签署的请示电报。因为翁文灏是地质调查所的老所长，现在又是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部长，而当年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签订的合同又是他亲手所为，所以，如果没有他和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北京人”化石要想运出国门，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封电报的内容如下：
北平情势日趋恶化，“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宜势在必行，不可再有延迟。余等再三思虑，转移方向有二，分别为重庆、纽约。最终去往何处，请指令。
《全球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秘密大转移犹太人泪洒北平（2）
电报发出后，魏敦瑞和裴文中稍稍松了一口气。余下的事情，便是在焦虑中等待。
然而，或许是由于战乱的缘故，或者出自别的什么原因，一个多月过去了，却迟迟等不到重庆方面的任何一点回音。
等不到复电的魏敦瑞每日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而时间却在一步步过去，战争的脚步在一步步逼近，北平的形势越来越坏，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几乎每时每刻人们都能听到那令人心惊肉跳的枪炮声。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紧紧张张的北平现状，使这位几乎对“北京人”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科学家一想起“北京人”的安全问题，便忐忑不安，心神不定。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即使在夜深人静之时，也常常从噩梦中突然惊醒。他越来越强烈地预感到，“北京人”化石很可能在劫难逃，这笔几次轰动世界的人类财富，在不远的某一天，完全可能会毁灭在人类自己手中！可他纵有回天之力，也爱莫能助，这时的他若是再不尽快离开北平，很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做出先离开北平前往美国的决定。
历史需要铭记的是，这位极其精明的犹太人，这位极负责任的科学家，在临走前为中国和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
1941年4月初的一天，魏敦瑞把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叫到办公室，极其严肃而又颇带伤感地说：“我马上要走了，非走不可了！我有一种预感，也许在不久的一天，我们将失去曾经倾注过我们心血和热情的这些宝贵的化石，并难以完整地寻回。可面对这个不测的预感，我们又无能为力去改变它。唯一可以弥补的是，你现在立即把裴文中和贾兰坡发现的那几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赶做出来。”
胡承志说：“这几个模型可以做，但就是太费事了！”
魏敦瑞说：“是的，我也知道做这样的模型很费精力和时间，但为了‘北京人’及人类今后的研究事业，你必须这样做，直到非停止不可那一天为止。”
“做好后怎么办？”胡承志问。
魏敦瑞说：“你用邮寄的办法，给我寄到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去。感谢你所给予的最后一次合作与帮助。我在那边等着你的成果。”
胡承志说：“您放心走吧，我做好后一定尽快给您寄去！”
1941年4月21日，魏敦瑞就要离开中国了。为了表示对一个外国科学家的美好友情，裴文中从新生代研究室有限的开支里拿出点钱，让人到街上买回一点糖果，在协和医学院办公楼106室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欢送道别会。道别会由裴文中主持，开始后，他先说了说表示感谢的话，然后便请魏敦瑞讲话。
魏敦瑞站起来，很客气地给大家敬了一个礼，然后以极其复杂的心情说道：
“感谢各位朋友对我来华工作期间所给予的热情帮助与合作。在我来华工作的6年里，生活得非常愉快。今天，我就要离开中国，离开各位亲密的朋友了，不能和朋友们一起工作了，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可你们还摆了这么多的糖果，让我很是感激。由于时局的原因，我不得不离开中国，这是一件令我感到十分遗憾的事情。相信不远的将来，我还会重返这个美丽的国度，同大家一起工作。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这儿有着发掘不完的宝藏，研究不尽的东西，令全世界的人们仰慕不已。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我愿意一辈子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