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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大师整日焦虑不安，卧床不起。他深知属于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多了，唯一还能做的事情，就是向政府再次发出寻找“北京人”的最后呼吁。于是，在一个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夜晚，大师招呼身边的医护人员，将他从床上慢慢搀扶到写字台前，然后勉强撑起身体，用颤抖的手握住笔，再用颤抖的笔一字一句地给美国政府写了他生前最后的一份报告，强烈呼吁政府继续寻找“北京人”。
多年之后，我查到了这份报告的原文——
内政部：
在科学上有着重要研究价值的珍贵的“北京人”化石，自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神秘失踪后，至今下落不明。它的丢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世界古人类研究科学上的重大损失和不幸。凭我的预感，这些化石可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下，并很好地匿藏在某个地方。上月，美国地质调查所费尔塞维斯先生，成功地在日本帝国博物馆发现了太平洋战争中日军从印尼抢掠的“梭罗人”化石。这个发现再次提醒我们，“北京人”的出现，已为时不晚。
为此，我建议内政部成立一个“北京人”化石调查小组，由富有经验并熟悉情况的费尔塞维斯先生率领重返日本国土，进行不同于任何以往形式的寻找。如“北京人”能重新面世，那么美国政府的行动，无疑将对世界科学作出重大贡献，全世界的古人类研究者都要感谢美国政府在日本人的魔爪下，拯救了人类这伟大的财富。
魏敦瑞
1948年7月22日
大师的这份报告由他的助手费尔塞维斯呈送美国内政部，然而为同他此前呈交的所有报告一样，依然泥牛入海无消息。
大师写完这份报告的第二天，便与世长辞了。这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古人类学的世界级大师，在最后昏迷时刻，念念不忘的仍是中国的“北京人”。在他弥留之际，既没有对财产的留言，也没有对子女的嘱咐，唯一的遗嘱，就是请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夏皮罗博士，继续寻找“北京人”。
大师谢世，全世界古人类学界的同仁们无不为之悲痛。大师一生的言行以及在科学事业上所表现出来的尽职精神，使熟悉他的科学工作者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而他忠诚的朋友和同事、美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夏皮罗博士，则恪守他的临终遗言，以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与责任，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开始了对“北京人”矢志不渝的寻找……
《全球寻找“北京人”》 全球寻找“北京人”找到日本宪兵搜索图（1）
我再次来到胡承志先生家中，是一个秋日的下午。
我之所以再次拜访胡老先生，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证实北大何先生提出的“北京人”在装箱前是否已被调包的问题，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希望从胡老先生手中看到一张图——一张与“北京人”有关的极其重要的秘密搜索图！
关于这张秘密搜索图，10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便听说了，说此图是一个美国人从日本宪兵队队长手上搞到的，它已在世上隐藏了近半个世纪。后来又听说，这张图就在胡承志先生的手上。所以，10年来一直很想亲眼看到这张图。可由于胡老先生几十年来谢绝中外一切人士对“北京人”的采访，故这张被他视如珍宝的秘密搜索图，从不向人谈起。
胡承志先生为本书作者查看资料
有幸的是，后来胡老先生不仅接受了我的采访，而且通过几次交谈，友情和信任与日俱增。至于那张图的事，尽管我也曾婉转地与胡老提起过，但胡老似乎没有拿出来的意思。为了掌握事实根据，搞清历史的疑点，我很希望这次能在胡老先生家中亲眼一睹此图真容。
走进胡老先生家门，胡老已经沏好了一壶上等的花茶。胡老86岁高龄，依然红光满面，很有精神，尤其是记忆力，好得令人吃惊，连半个多世纪前的每一件细小事情，他都能如数家珍。几句寒暄问候之后，我们的谈话便切入正题。
我问：“胡老，有人怀疑息式白可能是个女特务，是为了盗窃‘北京人’来协和医学院卧底的，您对此有何看法？”
胡老说：“我不知道。我对此不作评说。我只知道息式白当时来新生代研究室大约只有几个月时间。息式白来新生代研究室，并不是凭什么真本事，而是走的后门。她是犹太人，魏敦瑞也是犹太人。她的父亲在南京行医，和魏敦瑞熟悉，就通过魏敦瑞的关系把她弄来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听说她被日本宪兵队给抓起来过。后来，通过大科学家德日进的介绍，她在中国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1947年4月，我在东单还偶然碰见了她。她问我日本宪兵队是如何对待我的，我说我逃掉了。她还告诉我说，她被日本宪兵队押着去天津花旗银行的仓库和其他仓库找了几天，没有找到‘北京人’，就给放了。后来，她到了美国，听说在一个小学还是中学教书。70年代，她还写了一本关于‘北京人’的书，我看了，尽是胡扯，里面居然还说当初是我帮着她装的‘北京人’的箱子，简直是胡说八道！前不久，我听说她还给贾兰坡来了一封信，要有关‘北京人’的材料，大概又要写什么了。”
我问：“有人说，您当年装箱之前，‘北京人’头盖骨有可能被美国人调了包，也就是说您装的是模型，而不是真品。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胡老断然否认道：“不可能！‘北京人’头盖骨是我一个个亲手装的，当时我还叫了解剖科的吉延卿帮我把箱子从楼上抬下去，然后帮我一起装。而且，之前我已经装过一次了，怎么可能是假模型呢？！”
“那么珍珠港事件之前，新生代研究室除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过外，还有别的日本人来过吗？”我问。
“有一个。”胡老说。
“真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是惊喜，因为在我的采访和查到的所有文字记载中，从来没有这条线索。
胡老说：“这个日本人的日本名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英文名叫Akabora。他大约是1940年底或1941年初被日本的一个科研机构派来中国的，在解剖科B楼待了六个星期。我当时是很警惕的，但没有发现这个人有什么活动，他每天埋头看书，不怎么说话，也不多问什么问题，看样子挺老实本分的。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有位朋友在‘东方事业文化委员会’那儿看见过这个日本人，所以这位朋友劝我躲一躲，说万一被这个日本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当年日本人设在北平的一个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机构。中国的不少珍宝，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弄到日本去的。那么这个叫Akabora的日本人，后来为什么会出没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这种地方？此人有没有可能也是个文化特务？他当初之所以到新生代研究室待了六个星期，会不会也是为了“北京人”？
于是我进一步问：“‘北京人’的失踪，有没有可能与这个日本人有关？”
“你问的问题总是很怪。我不知道。”胡老对此类问题总是非常谨慎，从不做主观推测，更不轻易下结论。
但我还是又问了一个问题：“胡老，据您所知，当时存放‘北京人’的保险柜的钥匙，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上？”
“保险柜没有钥匙，使用的是密码。”胡老纠正道，“协和医学院始终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装有‘北京人’的保险柜，也一直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魏敦瑞离开中国前，一直由他自己掌握着保险柜的密码，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打开保险柜。1941年4月，魏敦瑞去美国后，保险柜的密码便掌握在了他的秘书息式白的手上。不过，魏敦瑞走时对息式白有交代，只要我需要打开保险柜，就得打开，因为我要给魏敦瑞赶做‘北京人’的模型，每天都要从保险柜里取出‘北京人’头盖骨。所以，每天上班时，息式白便给我打开保险柜，下班前，我再把头盖骨放回去，然后锁好保险柜。”
由此看来，问题不可能出在胡承志装箱之前，而肯定出在胡承志将“北京人”交到美国人博文手上之后。那么，“北京人”到了博文手上后，他和胡顿院长到底是将“北京人”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还是直接交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