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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类耍无赖的朋友，任何一类在娱乐场所堂堂出现，都是一颗一碰就响的炸弹，所以娱乐场所不得不雇保镖同志，必要时来一个“兵来将挡粹经验”构成的，这种“纯粹经验”是一种“意识流”，客体，水来土掩“。越是民主自由的社会，这种现象越是普遍，所以娱乐场所雇用保镖，有其必要。夜巴黎否认有保镖，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不可能。我们同情它有保镖，犹如同情孤立在郊区的深宅大院有几条狼狗先生一样。治安机关似乎不必责备，也不必标题禁，责备固责备不出啥名堂，查禁更是查禁不了。如果社会有一天进步到根本没有耍赖的客人，而他们请保镖干啥？吃了烧包药乎？
我们同情娱乐场所雇用保镖同志，甚至无可奈何地也赞成这种保镖制度，盖凭天地良心说，那种地方，如果没有几个满脸杀气的彪形大汉坐镇弹压，耍地赖的朋友真能把天花板都翻过来。
——写到这里，柏杨先生对年轻小伙子有个建议：娱乐场所者，包括妓院、舞厅、歌厅，无一不是销金窟，非钱不行，而且把全世界的银子灌进去都灌不满。去玩的目的是消遣，而不是斗气，一个人应有勇气数数自己的钞票，没有“钱”而想在那些地方脸上光彩，恐怕光彩不起来，即令对方不得不笑脸承欢，心里固恨入骨髓也。这恨入骨髓就是定时炸弹，等你时背运去，该炸弹就响啦。常听有些以光棍自居的朋友悲愤填膺曰：“他妈的，老子从前一进门，他们把屁股撅多高，现在老子才不过……才不过调了差，他就翻脸不认人。”呜呼，知道不知道那撅多高的屁股里积蓄了多少愤怒和轻蔑乎哉？娱乐场所就是花钱的地方，铁定地有钱就是大爷，没钱就是瘪三，没钱就不要去，要去就得花钱。好像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召开原子能会议，那是一个研究原子的地方，你如果不懂原子，就不要参加，要参加就得有两把刷子，不能耍无赖进去，宣读了一遍九九乘法表，就非教人家心悦诚服地鼓掌不可。
柏杨先生谈了这么多，只是同情保镖的设立，但不同情保镖揍人，遇到一些非揍不可的场合时，则推出去可也。揍两拳表示一下这里没有甜头可吃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才能成为积极的，这里不是软柿子，以后别乱捏可也；而竟然把顾客打成重伤，便不可也。夜巴黎舞厅曾散发传单，说那两位记者先生如何如何先挑衅的，即令这些指控是真的，也不能构成揍出重伤的理由，即令舞厅是一种防卫，这防卫也过当，何况顾客已到了大街之上，也谈不到防卫乎。一个娱乐场所的保镖同志，把顾客追到门外，这种走着进来爬着出去的威风，一旦滋长，舞厅不叫舞厅，而叫土匪窝矣。在堂堂闹区，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开山收徒，不见血不收刀，恐怕真有路断人稀的一日。
——柏杨先生真是走运，那天我如果也赶上现场，也衷号曰：“打人了呀！”今日写不成专栏矣。
生意是“和为贵”，做生意而雇用保镖，情不得已，未可厚非。但保镖也者，应只是消极的，功用在阻吓，而不是积极地出击，积极出击就是土匪窝——用现代话讲，岂不成了暗杀公司乎？据说，夜巴黎的保镖同志不支薪，也没有签约，而只是些地痞流氓，平常白玩，遇有节骨眼，老板眼角一瞄，他们就挺胸而上。这眼角一瞄真是传神之举，如果拍成电影，就一目了然啦，现在既然没有拍成电影，所以要抓他们的证据就有点难。但有一点，老板如不能说出那些保镖白吃白喝的代价是啥，恐怕就脱不了手。于此顺便建议所有的娱乐场所老板，直接请保镖也好，间接玩地痞、流氓也好，必须加以约束。那就是，揍人时无论如何别超过两拳，像这一次把顾客揍成这种样子的土匪作风，实在糊涂加三级。
又是开揍
第二桩揍记者的盛典最引人入胜，国联电影公司演员刘维斌先生，把记者老爷刘泽平先生，诱到他摆的八阵图里，先下最后通碟，再挥尊拳，把刘泽平先生揍得严重内伤，现在跟前一案的男主角一样，也躺在医院雪白的床上哼，而且因有高血压的老毛病，这一顿臭揍，血压就更高。
我们说这桩开揍引人入胜，得从“前三皇”、“后五帝”介绍起，读者老爷才能明白。现在所有的读者老爷，因为天天看报的缘故，当然都明白啦，但过些时，没有看到报的读者老爷，就难明白矣，所以还是要介绍一番。此事的起因，跟国联公司的另一位女演员江青女士有关。写到这里，我老人家得插一句嘴，有关也者，并不是桃色方面有关，千万别往歪地方想，而是跟她的伙食有关。报上说，江青女士不在公司搭伙，要求公司退还伙食费。呜呼，现在的形势跟想当年“西施时代”不一样啦，“西施时代”，国联老板李翰祥先生跟江青女士，水乳交融，说啥都行。自从江青女士嫁了人，李翰样先生就暴起三角眼，而一个小伙计得罪了大老板，那就等于得罪了阎王爷，即令有啥好吃的，也没啥好看的矣。别扭已闹了不少日子，于是乎前一天，为了伙食问题，《中华日报》有一段报导，这一段报导促成了特别节目。且抄该报导于下，以免贵阁下手忙脚乱找报纸。
去年底，国联公司取消了伙食团，将原有的饭厅，改装成会客室，因此停止在公司做饭。在伙食未停止之前，凡是由香港来的国联员工，每月由公司津贴六百元台币，作为伙食费用；伙食团结束后，则改发伙食津贴六百元。江青是随国联由香港来的演员之一，但在她结婚之后，因为不在公司吃饭，那一份伙食津贴，不能干折拿回家去。但自一月份起，国联停伙，所有香港来的员工都改发六百元伙食津贴，江青想别人都可以拿，她也应该可以拿，因此她跑到国联会计室，问出纳小姐，也是不是也有六百元。
会计小姐告诉她，上面没有交出她的名单，她没有那一份津贴。她奇怪为什么她会没有，她也是由香港来的，大家都有有意义。资本主义不符合理性和正义的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她应该也有。过去因为伙食团没有取消，她不好意思要那笔伙食费，但站在她旁边的国联一位男演员，却阴森森地说：“你如果跟刘家昌办好离婚，住到公司里来，一定也有你一份。”这句话把江青气得直发抖，但也没法子吵架，只好回家。
这段报导并没有指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但做贼心虚，那位阴森森先生首先如芒刺在背，于乎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熟筹密虑，布下了天罗地网，然后打电话给那位蒙在鼓里的倒楣记者刘泽平先生，“请”他到“舍下”谈谈。刘泽平先生还不知道大祸临头，晕晕忽忽，应邀而往。
他阁下的中伏场面，和阴森森先生的英勇表演，各报纸都有报导，再抄一段台北《民族晚报》——当时屋子里只有刘维斌一人。约莫过了两三分钟，国联编剧宋项如才敲门进入屋内，这时，刘维斌态度很不友善地问刘泽平：“你所写国联、江青新闻内，提到一位男演员对江青说：”你如果跟刘家昌办好离婚知性又译“理智”、“悟性”。康德最早把它理解为人的认，住到公司里来，一定也有一份。‘这位男演员是谁？这段话是谁说的？“刘泽平不愿对刘维斌的问题作答，刘维斌当即表示：”如果你不说出来，恐怕要闹笑话。“刘泽平说他当时并不在意，随口回答：”笑话也不必闹了，我们是法治社会，你认为我写得不对，你可以去函报社更正，或是去法院告我。“据刘泽平回忆当时的情形，刘维斌大声地吼了起来：”我没有空跟你打官司，我对法律并不重视，我服的是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