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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如何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呢？
首先，必须审查和肃清隐藏在领导机关的内奸，并且经常防止内奸混入。对于领导机关的每个人，自领导者直到煮饭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彻底的慎重的审查，保证党的领导机关内没有一个未经审查或来历不明的不可靠分子。每个工作人员都要了解这种审查的意义，而乐于接受党的审查。
其次，既须把秘密工作做好，又须真正取得社会上可靠的掩护。做好秘密工作，就要严格遵守中央及省委规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掉那些惟恐别人不知或者使人一望而知的“共产派头”。取得社会上可靠的掩护，就要获得社会职业，并力求持久。必须懂得，没有真实可靠的公开合法的社会掩护，就不能保证秘密党组织干部的长期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得和保持社会职业并不比革命工作次要些。
我们强调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决不是说可以忽视下层组织的安全。下层组织被破坏，也会影响到领导机关的安全。
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
为什么要郑重地提出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这个问题？第一，因为在敌占区、大后方的党组织是秘密的。一方面，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直接统治之下，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受到武力的压迫、政治的诱惑、奸细的破坏，经常处于严重的被突然袭击的状态。另一方面，党在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不像八路军、新四军所在地的党，有武装力量可以自卫，仅仅是依靠员革命意志的坚定，党的织织的严密，党与群众的联系。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党员的政治质量不高，如果党内混入了内奸，那就不能与敌对势力作残酷的斗争。我们在全党范围内提出党员的质量应重于数量，那末，在敌占区及大后方，这个方针就更为重要，更应严肃对待。
第二，现在大后方的党员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我们的方针，不再是以发展为主，而是以巩固为主。
第三，今天大后方的党组织一般说来还是极不巩固的，许多地方的党员的质量还不高。在敌占区虽然有无数党员具备着反抗日寇的英勇气概和共产主义的坚定性，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党员质量不高。大后方的党员大多数是在抗战初期入党的，遇到政治局势逆转，或者受到某些诱惑，有些人就容易动摇。虽然这种情况在革命运动中是不可免的，而且其原因在于抗战初期吸收党员时有些地方的同志缺乏政治经验，但是，应该说，我们领导机关缺乏应有的注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强调提高党员的质量，并不是说大后方的党不要发展了。现在大后方的党组织，有的地方党员太多，有的地方党员还太少。党员多的地方，一个“保”（注「参见本书注（192）。……第207页。」）或一个村庄有几十甚至上百名党员，其中不少人并不工作，也不开会。这样的组织，实在既不精干隐蔽，又不起大的作用，宁可缩小些。那些不愿开会不愿工作的人，不必强迫他们退党，也不要开除他们的党籍，实际上可以把他们当作党的同情者。这样整理的结果，虽然党员数量减少，但是质量提高了，秘密工作会做得更好些，领导干部的精力会更集中些。这是合乎精干隐蔽的政策的。许多地方现在还没有党员或党员很少，那就应该发展党员。但是发展党员时，要避免过去的缺点，而着重注意质量。不必要求大后方农村内每个“保”都有支部，但是每个“联保”要有一两个支部。支部人数不求多，五人左右至多十人。现在大后方发展党员，主要看当地组织开展工作是否需要。如果当地组织已经太大了，那末，即使有条件入党的农民，也不必急于吸收入党，尽可使他们做党外同情者。只要客观环境一变，党需要发展党员时，这些同情者随时可以吸收为党员的。
提高质量不仅仅是洗刷落后分子，还必须加强党内的教育。每个干部，每个党员，都要经常阅读党出版的书报或其他进步的书报，增加知识，自修深造，在政治上不断提高自己。不识字的党员，要把识字读书提高文化作为对革命的责任。如果大后方、敌占区的党员人人都照这样做，定下一个长期学习的计划，则几年之后会造就成千成万政治上相当高明的干部。这虽然不是党员数量上的发展，但这种质量上的提高，远胜于数量上的发展。培养这样成千成万的干部，并且能够保存下来；使用到革命决战关头，实在是无敌的力量。
把严密党的内部与开展党外群众工作联系起来
严密党的内部还只是巩固党的一个方面，开展党外群众工作，也是巩固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决不能说，与群众毫无联系而孤立于社会的党组织可以称之为巩固的党组织。没有党外上层和下层的群众工作，决不能保证秘密党的安全。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党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因为没有正确了解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及其区别，因此党外的群众工作没有尽量地开展，已经建立了的党外群众工作又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而使许多地方的群众工作完全垮台。党外工作垮台的结果，不能不使党的秘密组织因缺乏外层的掩护而暴露，最后必然使秘密组织遭受打击。这个痛苦的经验，应该成为现在秘密党的借鉴。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央一再指出：严密党的内部和扩大党与群众的联系，是巩固党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秘密党的组织要埋头苦干，既须埋头，又须苦干，并不是埋头不干。
加强党外的群众工作，是否又要像内战时期白区党那样，天天在工厂内、学校内、农村内找“斗争”呢？不是的。过去多次发动的那种既非群众迫切需要又无胜利把握的斗争，非但今天不应该这样做，过去也不应该这样做。那种办法已经证明是不能真正与群众建立起联系的。党与群众的联系，不在于发动多少次斗争。在秘密党的条件下，也不在于组织多少群众团体和吸收多少会员（几乎所有大的群众团体现在都已遭受封闭），而在于党员去做许多有益于群众的社会公益事业。各种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公益事业，到处可以做，到处可以取得社会的援助。共产党员是人群中最好的人，而去进行这种社会公益事业，也正是名副其实地成了社会上公认的好人。只要做几次公益事业，就不仅能够在社会上被劳动大众所拥护，而且可以获得中上层正派人士的同情，也使反共分子难于反对我们。这样与劳动大众和社会人士联系着，经过几年的苦干，难道还怕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好的影响，生下根来吗？
那末，在贪污勒索、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当着某个地方的民众起来反抗时，我们是否袖手旁观？当然不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应该站在民众方面，反对黑暗势力。但是，同时又必须注意任何一次民众的斗争。我们应该帮助民众来估计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估计社会同情的程度，估计斗争前途的成败，不仅不要去制造“斗争”，而且如果不能取得社会大多数人士赞助，孤军独战，没有胜利把握，就不应去轻试。
应该承认，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斗争”，范围实在太小了，今天应该把自己的认识从狭隘的范围内解放出来。要认识到。一切社会公益事业如果做起来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实际上就是一种斗争。因为争取了群众，争取了中间人士，就是一种孤立顽固分子的斗争。
最后，要想把党外工作做得好，还必须懂得一个道理：群众工作离不开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离不开群众工作。例如，某处乡间，我们党员联络地方上的正派绅士，排除万难，办了一个学校。这件事既是统一战线（联络正派绅士），又是群众工作（开办了有益于民众的学校，取得了民众的信仰），而且又是一个斗争（因为在排除万难中孤立了破坏分子）。如果不联络正派绅士，就不容易办成学校；如果没有办学校这个题目，就不便与正派绅士讲统一战线。所以统一战线与群众工作虽然有区别，同时又是互相联系的。简单地说，党外活动就是要把社会的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都做好，这两者不能分开，而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有了上层的推动，没有不便利于下层工作的�